《彭博社》（Bloomberg）在本月10日報導披露，台灣與印度正在洽談《移工合作備忘錄》，並稱印方將提供十萬名移工至台灣。政府相關單位在稍後也確認行政院已核定移工備忘錄相關內容，預定在年底前與印方簽署，但強調引進人數還沒有定案，所謂引進十萬名的說法是假訊息。
事實上，台印早在2017年就開始協商引進移工的議題。新任印度駐台代表葉達夫（Manharsinh Laxamanbhai Yadav）在今年9月12日拜會行政院長陳建仁時，也公開透露台印正在協商移工等相關協議。印媒《印度斯坦時報》則於9月26日報導兩國即將簽署協議的新聞。但這個議題在當時並未引起太大關注。不料，此事件在《彭博社》報導後，突然在社群媒體發酵，甚至有人醞釀要在12月發動抗議遊行。
概括來說，反對人士的意見大概分為兩類。第一類意見認為不該以引進外籍移工的方式來規避台灣的低薪問題。因此反對增加新的移工國家，要求先改善台灣勞動環境、保障移工權益及改善犯罪問題等。第二類的意見則是針對印籍勞工給予歧視性的評價，認為印度移工的素質不高，將帶來性犯罪等問題，破壞台灣社會的治安。關於這些突然升高的反印度移工聲浪，相關單位認為是有心人士惡意操作，故意散佈不實訊息以引起民眾恐慌。
事實上，政府單位不能將此爭議怪罪於假訊息的傳播，而忽略社會內部確實存在對印度的歧視性誤解。因為，若不願正視這些存在的問題，假裝這種歧視問題都是認知戰，就無法去解決問題的根源。事實上，一些印度學者也注意到此起爭議事件，並指出「種族主義」（racism）對台印合作帶來負面影響。有些文章甚至批評，台灣雖是科技強國，但也多次對印度人和東南亞人顯露出公然的種族主義作為。這其實是很嚴重的指控。換言之，從這些印度評論者的角度來看，這起移工抗議事件顯示出台灣社會內部確實有歧視印度的種族主義心態。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在推動新南向政策多年之後，為何台灣社會內部仍然對印度存有刻板的歧視或歧見？
首先，台灣與印度之間的瞭解本來就相當有限。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今年8月公布的民意調查中發現，43%的印度受訪者對台灣持負面觀感，只有37%表達好感。許多學者質疑這份民調的可靠性，認為其實多數的印度受訪者可能並不真的認識台灣。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台灣對印度的理解上。台灣與印度的民間交流遠不如與日、韓、東南亞等國家，對於印度的語言、宗教、文化都較為陌生，甚至有一層心理隔閡。在缺乏適當理解的前提下，就容易衍生誤解、歧見，甚至被特定資訊「帶風向」。
其次，新南向政策雖然強調「以人為本」，迄今並未產生預期的效益。在社會基礎薄弱的前提下，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就更加重要。但台灣迄今沒有成立印度或南亞的研究系所，也未專注培養本土的印度人才。在政府的新南向智庫中，也沒有本國的印度研究人員。換言之，印度這一個人口第一大國完全消失在台灣的高等教育地圖中，不符印度國際影響力上升的現狀。
因此，台灣社會對於印度的認識缺乏前述的民間社會交流及學術研究基礎，便來多半來自於破碎新聞事件的拼貼，以此建構出對印度的心理想像。一般民眾看到的印度便可能是由性侵報導、印度神童預言等獵奇新聞資訊所組合出來的印度。但這個想像的印度與實際的印度當然有不小的落差。
正本清源之道，仍是要強化台灣社會對印度的認識。除了設立印度研究系所等基礎政策之外，兩國社會也要強化人員和文化交流，包括觀光、學生營隊、參訪、建立姊妹校、姊妹縣市等等，都是有助的措施。我們不必拿放大鏡去檢視印度的社會問題，而是要找出台印之間互惠的合作議題。在此邏輯下，引進印度移工便是對雙方互利的政策方向。只要循序漸進及加以相關配套措施，將有助雙方實質關係的進展。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理事長、國立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訪問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