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台灣姊妹會」二十周年，一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時間拋給南洋姊妹的，不僅僅是一卷已然攤開的信札，寫著家鄉滿滿的祝福；還有很多異鄉尋岸的流離詩行，書寫著女性生命追尋自主與共同的足跡。這是普獲總統文化獎的姐妹會，一趟真實的心路旅程。
1995 剛邁入30歲中期的我，延伸著1980年代在《人間雜誌》和1990年代初期在菲律賓的民眾戲劇追尋。我的腳蹤來到美濃，當時，返鄉成為鍾永豐與鍾秀梅開展社會運動到社區運動的重要指針，沿著菸樓座落的方位梭巡，朝向現在稱之為黃蝶翠谷的翠綠，當年的反水庫運動於是如此逐步展開。
恰恰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受到當年也參與返鄉運動的夏曉鵑邀請，前往美濃將戲劇轉化為文化行動，對象是當年稱做「外籍新娘」的南洋姊妹。記憶，在血液深處淌流，因為，那是最初的戲劇文化行動。除此之外，美濃是我父親曾經於我年少時抄寫鍾氏客家族譜的「原鄉」，這項文化行動顯得格外深富意涵。因為，多少呼應著後來客家族群以新住民為新客家的召喚。一句常言：「日久他鄉成故鄉」，對於南洋姊妹形容貼切；於我而言，也有穿梭的足跡錯落其間：父親曾經來此找尋宗族傳承的蹤影，我在年歲攀越青年之後，也來此「他鄉」找尋第二故鄉的駐足之地，無形中，恰與嫁到此地的南洋姊妹，有著某種相互的回應。
作為最初開展南洋姊妹運動與研究的學者，夏曉鵑從來不將知識鎖在研究室裡；象牙塔外，陽光滿滿，是我對她多年來一貫非常深刻的印象。當年，她熟悉著巴西「被壓迫者教育學」的思想與實踐，將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 教育哲學運用在底層教育的領域中。面對「外籍新娘」姊妹們，她追尋著識字的足跡，將之轉化為文化行動的自我與共同身份認同的覺察。這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並讓我深刻理解在實踐的介面上，知識人如何與民眾產生對等的學習。
「識字」是很基層的教育工作，也因為很基層，教育者很容易取得指導的位置，但這「位置」卻也提供指導者，從生活上向學習者學習的機會。這是一件很有啟發性的對話關係。有一件案例，很值得提出來檢討：有一回，我在和姊妹上工作坊時，我希望以李白最為膾炙人口的詩行：「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作為身體雕像的表達，因為這會涉及她們具體的人生處境：從自己的家鄉來到異鄉台灣。當我開始在黑板上寫這兩句詩行時，一位安坐小學生課桌椅的姊妹，帶著些許羞澀舉起手來，以家鄉口音的客家話向我說：「教我們怎麼看公車站牌去高雄比較好…。」話說得有些轉彎，意圖卻很直接，她的意思，我很快意會過來，便是希望我們能以戲劇課程的形象塑像，帶進符合她們生活需要的識字學習。
30年來，我永遠記得這位姊妹發言時的模樣，他稍微黝黑的臉龐，透露著一種尋常的美與智慧；這種尋常的美來自日常的自然與當下，她們的需求帶給我們更深刻了解李白這兩句詩在當下的意義，特別是對「思故鄉」與「在他鄉」的現實需求。這不就是文化行動，對導引者與受教者雙方，在那重要瞬間的深刻啟發嗎？
2009年，「差事劇團」的關晨引及我為姊妹們首發的「南洋姐妹劇團」展開工作坊訓練時，我寫過一篇〈鞋子與鏡子〉的短文。文章說的是：劇場要面對鏡中再現的自己；姊妹們歷經婚嫁，來到他鄉－台灣，希望這他鄉成為另一處家鄉，便要穿上腳上的鞋子，映照鏡中「鄉關何處」的茫然與徬徨，才終而在人生某個相遇的口岸定錨⋯⋯因為，是那麼鮮亮的一面「鏡子」，映照著每一雙不想在心靈或現實生活中流浪的「鞋」。所以，這「鞋」唱著歌說：「我並不想流浪」。祝福姊妹妹們，我們大聲同唱！
90年代台灣民眾戲劇亞際串聯的發端。上個世紀60 年代，以左翼為行動觀點的劇場文化，關切劇場與社會的互動產生連帶，思考的通常是：「美學性｣與「民眾性｣的辯證關係。在這裡，既渋及文化如何與改造世界發生密切「對話｣；且牽連知識人與民眾如何重新對待劇場之於干預現實的思維。這方面，且讓我們再次以拉美教育哲學家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在 「被壓迫者教育學中｣的論述，最能揭示其背後的動態精神。他提到：人是一種實踐的存有。這裡面應涵蓋「行動｣與「反思｣兩部分。在劇場作為一種文化行動的架構下，將演出視作「行動｣，而「反思｣恰是這行動如何形成與形成後，相互檢視的問題。
在李秀珣導引「南洋姐妹劇團」〈看・見・我・們〉這齣戲中，嘗試運用肢體動作與情境、意象結合，來表達抽象的情感與龐大的社會結構，交織出新移民在台灣的生活處境。她表示：「「我們」，在這齣戲裡面是新移民的代名詞，以七個單元劇串成一齣戲，描繪移民姊妹從家鄉來到台灣所面對的艱苦歷程：跨國婚姻下所面臨的「假結婚」質疑、背負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社會汙名標籤、子女教養和文化差異的質疑等等，新移民在台灣的生活處境。」在這裡，戲劇呈現的是為了讓「我們」被看見，也希望因此連結臺上、台下的每個人形成新的「我們」，一同關注新移民姊妹的生活。
「我們」其實穿向舞台，也回轉到觀眾席；在劇場與現實發生著以身體相互對話的美學功效。
2016年，陳映真先生遠行。「差事劇團」在台北市客家戲劇館舉辦一場追思文藝晚會，我邀「南洋姊妹劇團」與「石岡媽媽劇團」、「台南鄉音劇團」在李秀珣導演下，演出陳映真生平唯一寫的一首詩〈工人邱惠珍〉，這是一首悼念為追討「華隆公司」積欠工資，被迫自殺女工---邱惠珍的詩。
陀繩怎樣鞭打陀螺，
生活就怎樣抽打了妳。
工人邱惠珍啊，
為了養育三個子女，
妳像在鞭笞下
筋疲力竭、卻不能不奮力轉動的陀螺，
身兼數職，
一天工作十三個小時，
不得休息。
演詩一開場，在相當令人動容的音樂聲中，夏曉鵑帶頭扛著做為場上道具的箱子上場；那舉步維艱的動作，像似訴說著邱惠珍「在鞭笞下/筋疲力竭、卻不能不奮力轉動的陀螺」恰如詩行所寫，也多少顯現出耶穌在受難日扛著十字架，朝向受難現場的里程。接下來的誦詩環節中，我們見到作為勞動婦女的石岡媽媽與一心落腳「他鄉如故鄉」的南洋姊妹，以庶民身體的日常美學「變身」為劇場演員的力道，將誦詩與表演做出美與善的連結，有一段詩行如下：
餓著肚子的窮人家的女孩，
披著寒星，翻過山頭，
跋涉到村間小學的泥濘山徑
也絕不曾這樣艱難。
工人邱惠珍啊，
妳沒有料到出門上工前喝下的農藥，
在半途就如刀剜般翻絞著妳的肚腸。
妳驚慌、痛苦，滿面冷汗。
妳不甘心，步履踉蹌。
啊啊！
當妳終於仆倒，
工廠的大門離妳只剩下一公里的路途。
當女性勞動者的悲歌轉化為詩行，在我們眼前現身，並由勞動婦女與南洋姐妹以庶民之身演出時，遠遠超越了專業演員無論如何磨練出來的身體表演。特別是在演繹以上詩行的幾些畫面時，顯得格外動人。因為，那是勞動的身體，在不著痕跡下才得以展現的美學驅動力。
這也讓我想起梁朝偉近日在接受訪談時，說了類似的話：「和侯孝賢拍悲情城市的早年，從侯導啟用的庶民演員學習很多；他們的表演不是專業演員的演技學得來的」。這席話，讓我想起2021年，邀請創團二十周年的「石岡媽媽劇團」來寶藏巖演出「梨花心地」時的一件往事。那年，也是我和資深演員李明哲一起工作「戲中壁」的一年，便邀他來看「梨花心地」。演出結束後，觀眾與演員在山城戶外劇場相聚閒聊。明哲帶著他衷心的笑顏朝我走來，拉著我、要我介紹他和媽媽們認識。
我自然欣然有加，因為是資深演員和作為務農勞動一生的演員相遇，讓人感到溫暖。沒想明哲一遇上在場幾位媽媽演員便說了類似的話：「我一定要和妳們認識，你們的表演讓我感到佩服…。」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秀珣導演與珍珍團長，她們同表欣慰…。這件事始終在我的記憶裡深植，倒也不在於誰向誰學習，而是謙虛地相互看見彼此。因為，表演終將生命歸於原初，以及珍惜這原初的修養。希望有朝一日，明哲會有機會和他心儀的石岡媽媽一起登台，作為一種對等視線的相互凝視與慰藉…。
回到最初的美濃識字班，夏曉鵑有了這樣的回顧。她表示，「經過很多折衝，也發展出很多方法。然後，在識字課堂便以暖身遊戲帶動大家表達，開始討論問題，也可以學中文。」
這是將戲劇與問題意識導引進文化行動的一趟旅程。現在，尋岸的詩行已經陸續在劇場中用身體寫就，等待新的一趟旅程。
祝福「南洋台灣姊妹會」二十周年，逆風中，繼續進步航行。
＊作者為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80年代中期投身報導寫作，參與社會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