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服飾的著名學者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討論中國歷代文人描述的邊疆文學出現穿著毛皮野蠻人的形象。清朝的貂裘不再是野蠻的象徵，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命允祿編輯《皇朝禮器圖式》，這套圖譜包括祭器、儀器、冠服、樂器、鹵簿與武備六部。帝室、王公、百官等穿用按照冠服圖的規範，形成階層分明的社會。賴毓芝認為中西貿易進口之物並非一時獵奇之，而是長期貿易結果。
新的禮儀注入許多新的元素，林士鉉提到《皇朝禮器圖式》內容的多元族群文化因素現象，僅翻檢《圖式》目錄，很容易發現諸如境內「蒙古」、「回部」、「厄魯特」、「番部」等各族群，以及朝鮮、瓦爾喀、回部等等外國及部族名目的器具，也包括大量的西洋儀器。
宮廷製作服飾取動物毛皮之精華，如海龍帽沿、黑狐端罩、烏雲豹皮長褂、草狐腿長褂、青狐下頦長褂、金銀下頦長褂、海龍皮長褂等。衣、褲的製作過程是將小塊毛皮拼裝加工，只取毛皮最珍貴的部位狐膁、下頦做成長褂。縫製手工細緻，有所謂「針腳細若蚊睫，工藝精妙絕倫」。 毛皮加工必須注意柔軟、明亮，內務府使用「炸」、「染」、「燻」的方式功夫獨到。又規定：「本項匠役不敷應用，仍添外僱民匠」，這些外僱工匠成為北京毛皮業的重要成員。宮廷毛皮製作的材料和技術影響北京毛皮手工業，至民國年間北平仍為皮貨製作之重心。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指出封建社會以生活方式來表現階級，婦女的首飾和衣服都取決於夫或子的官階，金珠翠玉一直都是命婦的專用品。 由於清代皇室使用的金銀器皿，在《皇朝禮器圖式》有詳細的界定等級。皇太后、皇帝、皇后、妃嬪等的鹵簿、膳具有著不同成色的金銀銅錫器皿。乃至皇室成員去世後，其祭器亦以金屬來區分貴賤。本書將分別探討清宮的金銀器以及金屬祭器與貴賤的關係。
清宮的工藝技術
明代宋應星著《天工開物》描述冶鑄、錘鍛、焊接等技術相當經典，但在實際做法上僅有簡要的說明，並沒有詳細記載相關物品設計、具體尺寸和耗材用量等。清代宮廷的檔案在這方面的資料相當齊全。乾隆皇帝下諭旨令官員或匠役成做器物，首先得呈「樣」，依照皇帝喜好，進行樣的修改，樣包括紙樣、蠟樣、合牌樣等。 另外，章嘉國師（1717-1786）所繪製的佛像的樣，亦不容忽視。再者，莊親王允祿參與各種器皿的製作，他所帶領的工匠來自全國各省，為當時工藝技術的佼佼者。清宮在工藝上有圖、模型、文字說明，將工藝趨於標準化、定型化，可以大量複製各種佛像、法器、祭器等。
值得一提是清宮充分掌握各種金屬合金技術，製作傑出的藝術作品。法國傳教士利國安神父（Giovanni Laureati，1666-1727）曾提到：「帝國擁有各種金屬礦：金、銀、銅、鐵、鉛、錫。白銅看起來簡直像銀。日本人把黃色的銅運到中國，它是錠塊狀出售的，看上去像金錠，中國人用來做各種日用品，人們認為這種銅不會生鏽。」 銅和鋅的合金稱為黃銅，在明代以前已出現，但到了清朝才普遍被使用。2010 年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出版《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該書聚焦於清宮製作器物知識的流動和傳播納入具有地理廣度的技術體系考察。例如皇室引進歐洲的畫琺瑯生產技術，以及來自尼泊爾、西藏的銅造像技術，吸收知識之後再予以創新；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參與了資金投入以及產品的設計。康熙皇帝干預組織結構、管理生產和交流，而雍正和乾隆皇帝則投入到產品設計之中，並在物品上打下了烙印。「乾隆年間製」有如現在的商標，成為古物收藏家鑒定的印記。
二十世紀初西方學者費迪南德．萊辛（Ferdinand Diederich Lessing）研究雍和宮的器物都以青銅（bronze）稱呼，其實黃銅（brass）才是清代製作器物的主流。 不只是西洋人對雍和宮器物認識不清，連金梁對雍和宮之黃銅、鍍金器物描述也不多。 筆者發現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清宮製作銅器的知識已形成斷裂的現象。幸虧清宮留下來大量的《匠作則例》可以還原到十八世紀工匠的技術，如姜亞沙等主編，《清代宮苑則例匯編》、王世襄編著，《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過去，西洋傳教士的技藝影響宮廷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過，譬如繪畫、琺瑯、西洋鐘錶等，對西藏工藝影響的研究較少。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一書的第五節清宮藏傳佛教造像，討論清宮造佛受到西藏影響，並指出章嘉國師對於造佛像的貢獻，特別是梵銅琍瑪（藏文中銅質統稱li ma）的分類和製造。章嘉國師還參與法器、佛像加工的工藝流程之中。《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載：「他只要用手觸摸一下，就能查知佛像等物品製作的好壞，區別出是用印度的還是用西藏的新舊銅料製作的，對唐喀的圖像的好壞也有很強的鑒別能力。」 此外，清朝有許多轉世活佛稱為呼圖克圖駐錫北京，稱駐京喇嘛。乾隆皇帝常諭令他們辨別各種器物的年代、成分和製作的程序，阿旺班珠爾呼圖克圖、噶爾丹錫哷圖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亦參與佛像和佛塔的製作。本書將利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及《雍和宮滿文檔案譯編》等檔案，討論西藏、尼泊爾的工藝對宮廷影響。
宮廷與北京城市文化
德國學者諾貝特．埃里亞斯（Norbert Elias）提到十八世紀法國宮廷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法國社會整個結構和發展，逐步使越來越多的階層渴望效仿上流社會的模式。」不僅僅是指就餐形式，也包括思維和談吐的方式。近年來，明清時代百姓對士大夫消費習慣的仿效，有巫仁恕研究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特別重視鑒賞的品味，具有社會區分的作用。以「雅」、「俗」作為士人與庶民之間的區分。
《北平市工商業概況》載：「清代養心殿設有造辦處，專為內庭供奉。其時各地製造首飾之名工，罔不招致其中。又前外打磨廠內戥子市，向為首飾樓聚集之所，承造滿籍貴族婦女之扁方墊子（滿人梳兩把頭，其頂樑之橫簪名為扁方，其底部曰墊子），鑲嵌金玉珠翠，備極精巧。業此者出入府邸，藉通聲氣，頗有勢力。此外各首飾樓製造滿漢首飾，為各士商眷屬所購用者，更為普遍。」 說明造辦處網羅各地名匠，這些工匠又將宮廷的式樣帶出，為商號仿做的對象。楊靜亭編《都門雜記》特別標明「內式暖帽」、「內式荷包」等。此書記載了北京風俗：「京師最尚繁華，市廛鋪戶，妝飾富甲天下。如大柵欄、珠寶市、西河沿、琉璃廠之銀樓、緞號，以及茶葉舖、靴舖皆雕樑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
＊作者賴惠敏，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