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很不受控，但那些都不能合理化他們用對待銀行搶匪的方式對待我。」布蘭妮寫，一開始她試著表現合作，希望能夠獲得自由，但未能如願。她被保全盯著服藥，手機被安裝家長監控程式，她生活的一切都受到監督和控制，她被輕視、忽略，一舉一動只會獲得皺眉。在他們眼裡，她病得太重而無法自己選擇男朋友，但又足夠健康，可以出演情境喜劇和晨間節目，甚至可以全球巡演，每個星期都在成千上萬人面前登台演出。布蘭妮曾在2016年的脫口秀提到監管，「但不知為何這段訪談沒有播出，哈哈」。她補充對父親的看法：「從那時開始，我意識到，他讓我繼續存在，只是為了賺錢。」
布蘭妮曾多次嘗試反抗監管，但沒有收穫成效，她甚至一度失去自我感知意識、幾乎要放棄了。轉機發生在2018年，布蘭妮與父親爭執，被迫接受進一步的心理評估，被關在療養機構三個月。一名護理師給她看粉絲剪輯的「解放布蘭妮運動」（Free Britney movement）影片，許多人質疑監管布蘭妮的必要性，布蘭妮寫：「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不可思議的事。我不認為人們理解『解放布蘭妮運動』對我來說有多麼重要。」她重新凝聚勇氣，聘請新的律師並撥打九一一專線求救。
法庭程序漫長，布蘭妮寫，法官宣布中止斯皮爾斯的監管人角色時，她感到解脫，「那個小時候讓我恐懼、長大後控管我，破壞我的自信心的人，再也無法控制我了。」但是判決之後，布蘭妮與家人的關係仍然疏遠，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消除後遺症。布蘭妮在書中寫道，雖然她現在終於有機會自由創作，卻沒有動力，「發展音樂事業不是我現在關注的事情。該是時候不再成為他人期望的人，是時候找到我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