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理解爸爸媽媽和奶奶那幾週告訴我的事，把他們說的一切記在心裡，之後也和他們重談過許多次。我滿頭霧水，搞不懂我家究竟是正常還是例外，我對自己的新發現是讓我更像其他小孩，還是更像異類。我常聽朋友提起大人有些話他們聽不懂。即使很難理解，他們還是努力破解大人彼此間的談話。也許他們晚上一邊看著達伊蒂或狄雷克蒂播放其他國家的生活景象，一邊也在談黨、談社會主義，甚至討論大學（其實是監獄）的事。也許他們的親戚比較像哈奇，是我奶奶口中的堅信派，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嚴格照規矩來，什麼時候可以行使自主權。
當我得知這些事時，說出真相已經不危險了，但我也已經大到開始納悶，家人為何要騙我那麼久。也許他們不信任我。但如果他們不信任我，我又為何應該相信他們？在一個政治和教育深入生活所有方面的社會裡，我是家人與國家共同塑造的成果。當兩者的衝突浮上檯面，我整個人都矇了，不曉得該看哪裡、能相信誰。我有時覺得我們法律不公，統治者殘酷不仁，有時又會想，我家人是不是罪有應得。畢竟他們如果真的在乎自由，就不應該有僕人；如果在乎平等，就不應該那麼有錢。但奶奶說他們也希望這些事能改變。我爺爺是社會主義者，對家人享有的特權深惡痛絕。「那他為什麼會坐牢？」我反問：「肯定是他做了什麼壞事。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坐牢。」「因為階級鬥爭，」奶奶回答：「階級鬥爭永遠很血腥，不管你信仰什麼。」
對黨而言，犧牲個人偏好是歷史必然，是邁向更美好未來的代價。學校告訴我們，每一場革命都會經歷恐怖階段。對我家人而言，這一切沒有什麼好解釋、好辯解的，也沒有脈絡可言，只有他們的生活被無端摧毀。也許我出生時，恐怖階段已經結束，也許尚未開始。我是被新局面給拯救了？還是依然受到詛咒，因為我未曾自己發現過什麼？
我不曉得爸爸媽媽和奶奶到底會不會為了不讓我變成他們不想要的樣子，相信他們不相信的事物，而透露我們是誰。「但妳自己會發現啊，」他們說。
「要是我沒發現呢？」
「妳會發現的啦，」他們很有把握。
隨後幾週，懷疑的感覺不斷向我襲來。我發現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家人們至今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謊言，而且一講再講，讓我一直相信旁人告訴我的一切。他們嘴上鼓勵我當個好國民，心底卻早就明白我的出身只會讓我成為階級敵人。他們要是成功了，我就會認同這個體制，但他們會接受我的轉變嗎？也許我會和阿梅特一樣，變成投奔另外一方的可疑親人，不論出於恐懼、確信或監獄教育的影響，還是其他同樣神祕的動機。也許我會因為無法入黨而心懷怨恨，因為發現真相而憎惡黨所代表的一切，成為另一個沉默的敵人。
有天下午，媽媽帶了一份《民主復興報（Rilindja Demokratike）》回來。那是首家反對派報紙的發刊號，報社的座右銘是「個人自由必須保障全體自由」。早在許多天前，就有傳言說報紙已經付印，某天早上會在書店販售，因為這裡只有書店有賣報紙。所有人都在等待，而且手裡不忘拿著空罐，這樣萬一被西古力米（Sigurimi）*訊問，就可以說自己只是在排隊買牛奶。爸爸大聲讀出社論內容，標題是「發刊語」。報社立誓將捍衛言論與思想自由，永遠只說真相。「只有真相是自由的。唯有真相自由，自由才能成真，」爸爸朗讀道。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發生的改變，比我出生到當時加起來的變化還多。對某些人而言，歷史就在那時到了盡頭。但感覺不像盡頭，也不像新的開始，至少不是馬上，反而更像證實了某位之前沒有人相信的先知所言不虛。他預言了人人害怕、卻又沒人認為會發生的災難。於是我們花了數十年提防敵人發動攻擊，為核戰做準備、設計地下碉堡、鎮壓異議人士、提防反革命宣傳、想像反革命的樣貌。我們拚命攫取敵人的權力、反轉對方的宣傳、對抗敵人腐化我們的企圖、和對方軍備競賽，可是當敵人真的現形，看上去卻和我們自己幾乎沒有兩樣。眼前發生的一切，我們無法歸類，無法定義自己失去什麼，又換得了什麼。
國家一直諄諄告誡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始終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威脅。只是我們怎麼也想不到，這場衝突的第一個受害者，最明顯的勝利徵兆，竟是專政、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這些詞彙的消失，不再屬於我們用語的一部分。國家衰微之前，表達那份壯志的語言本身就先式微了。社會主義，也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消失了。共產主義，也就是我們期望建立的那個不再有階級鬥爭、人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的社會，也消失了，而且消失的不僅是一個理想或一套統治制度，還是一個思想範疇。
只有一個詞留了下來：自由。它出現在電視上的每場演說裡，街頭吶喊的每個口號中。但當自由真的到來，卻像沒解凍就端上桌的魚肉。我們嚼也沒嚼就吞下肚，但還是沒飽。有些人猜想，我們是不是拿到剩菜，有些人則說這只是開胃菜。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前的那幾天、那幾個月，我照樣走路上學，在教室裡上課，到街上玩，跟家人一起吃飯，聽廣播看電視，就和其他日子沒有兩樣。當初所有行動、需求與信念，後來在記憶裡意義統統變得徹底不同。當我們說起那段艱難時光，講的全是勇敢的姿態、適時的決定與成熟的反應，無法想像一路上曾經發生意外，計畫出過差錯。之前覺得天方夜譚的情節，後來都成了必然發生的事實。我們無法想像失敗。失敗是我們揮別的海岸，不會是我們抵達的港灣。
然而我對當時的記憶只有恐懼、困惑與遲疑。我們用自由稱呼那終於實現的理想，就跟我們之前一樣。但改變實在太大，讓人很難說那依然是「我們」。過去五十年來，所有人都活在同一個合作與壓迫的結構之下，扮演特定的社會角色；如今他們不得不變換角色，但扮演者仍然是同一批人。親戚鄰居和同事彼此敵對又互相支持、彼此猜疑又互相信賴、彼此監視又互相掩護。獄警曾是囚犯，受害者曾是施害者。
我永遠不會曉得，那年五月一日上街慶祝的工人和十二月初上街抗議的是不是同一批人，也永遠不會曉得，要是我問的問題不同，或得到的回答不一樣，甚至完全沒有得到回答，我會變成怎樣。
事情先是這樣，然後變成那樣。我先是這樣，然後變成那樣。
＊作者蕾雅．烏琵（Lea Ypi），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