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為沒有什麼能比共產主義更好。我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做點什麼，好讓共產主義快點實現。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曾經遊行頌揚社會主義、立志奔向共產主義的那群人，卻上街要求結束這一切。人民代表們宣稱，他們在社會主義底下知道的只有暴政與脅迫，而非民主與自由。
那我長大以後怎麼辦？社會主義沒有了，我們要怎麼實現共產主義？正當我不可置信望著電視螢幕，看著政治局總書記宣布主張政治多元不再是犯罪，爸爸媽媽忽然表示他們從來不曾支持黨，也從來不相信黨的權威。我從小看他們每次都投票給黨，現在卻說他們只是記下口號，大家複誦他們就跟著複誦，就像我每天早上在學校宣誓忠黨愛國一樣。可是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真心相信這一切的。除了社會主義，我什麼都不知道。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只剩瑣碎神祕的過去，有如佚失多年的歌劇裡的零碎音符。
隨後幾天，第一個反對黨成立，我爸爸媽媽終於吐露真相，他們版本的真相。他們說我的國家一直是個露天監獄，足足將近半世紀。家人老愛談論的大學確實是教育機構，只不過是很特別的一種教育機構。每當他們提到有親人畢業，其實是指對方剛從牢裡出來。拿到學位是暗語，代表服滿刑期。所有那些字母大學，其實是監獄或勞改營的縮寫，例如B是布瑞爾（Burrel），M是馬利奇（Maliq），S是史巴奇（Spaç）。不同主修科目代表不同罪名：國際關係是叛國罪、文學是「宣傳煽動」、經濟學是比較輕的罪，例如「持有黃金」。學生變老師，意思是前犯人轉成間諜，就像我們的親戚阿梅特和他已故的妻子索妮亞。嚴厲的教授是指奪走許多人性命的官員，例如哈奇，而我爺爺服完刑期竟然和他握手。如果某人成績優秀，就代表他刑期短暫明確；退學代表死刑。至於休學或輟學，例如我爺爺最好的巴黎朋友，就代表自殺。
我發現我從小憎恨的前總理，那個和我爸爸同名的傢伙，兩人會同名同姓根本不是巧合，因為他就是我曾祖父。從小到大，這件事壓垮了我爸爸的所有希望。他無法讀自己喜歡的科系，而且必須不斷解釋自己的出身，必須為他不曾犯下的過錯賠罪，為他從未認同的看法道歉。我爺爺和他父親想法徹底對立，甚至打算投身敵營，加入西班牙共和軍，結果為了這場父子關係在獄中付出了十五年光陰。我也一樣，爸爸媽媽對我說，天曉得會付出什麼代價。要不是他們靠撒謊守住祕密，我也會付出代價。
「但我是先鋒隊員，」我反駁道：「而且比同學都早當上。」
「誰都可以當先鋒隊員，」媽媽說：「但妳不會被青年組織接受，也永遠沒辦法入黨。」
「妳有被擋嗎？」我問她。
「我？」媽媽笑了。「我根本沒試。有位新同事推薦過我，結果發現我的出身。」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主辦人趙少康遭新生代公職圍攻 1998年開放式初選引發新黨內鬥 ｜ 更多文章 ）
他們說，我也會為我媽媽家付出代價。我發現媽媽和她堂叔胡森做的紙模型，還有她童年畫的土地、工廠與公寓，全都真有其物，而且在我媽媽出生前都屬於她家所有，直到社會主義來臨，剝奪了她家對這些資產的所有權。黨部所在的那棟大樓，她和爸爸曾經在樓前向我解釋伊斯蘭教是什麼，那棟樓也曾經是她家財產。「妳還記得我們有一回在樓前討論伊斯蘭教嗎？」媽媽問。我點點頭。她問我記不記得，我們每回經過那裡，她都會抬頭看五樓沒有花盆的那扇窗。那裡曾經有一位疑似人民之敵的人站在窗前大喊「阿拉花瓜！」然後跳了出去。時間是一九四七年，那人就是她爺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