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這幾天很多關心世界政經局勢的好朋友跟我一樣，寢食難安，為巴以局勢心急如焚。我本身，這幾天，對於巴以戰爭議題，也非常的痛苦。因為對於如此複雜和極具爭議性的、具有沈痛歷史背景的議題，我們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該採取怎樣明確的立場。
就我個人而言，在道德上，我既不能完全站在以色列（考慮到20世紀初猶太人在歐洲大陸被種族滅絕的歷史、納粹垮台以降以色列政府強制佔領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的歷史以及現實）這一邊，更不可能站在哈馬斯（佔據加薩地帶的恐怖主義政權）這一邊，也很難站在法塔赫（在約旦河西岸的極權主義的巴勒斯坦行政當局）這一邊。
這不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一個道德上簡單而正確的答案，100%支持烏克蘭，支持烏克蘭收復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國際法承認的領土，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和北約的願望，就是我們共同的選擇。對於巴以衝突，在不奢望哈馬斯去極端化的情況下，理想的解決方案應該是以色列與法塔赫和解，法塔赫實現民主化，並共同打擊哈馬斯。然而，這個政策願景寥寥數語，要實現起來卻非常困難。我只能想起馬歇爾盧森堡博士作為非暴力溝通的創始人所提供的可能方案。
直到剛剛我看到意大利前外交部長Emma Bonino的聲明。她說「我是以色列的朋友，但剝奪巴勒斯坦平民的水和食物是戰爭罪」。我明白了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在拋棄所有的爭執之後，我突然意識到從根本上我是一個人類。在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恩怨之外，最基本和明晰的態度是人道主義。是羅素說的「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我們不應該忘了我們為什麼成為獨立作家、政治工作者、人權捍衛者，我們信仰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但這些都只是策略，使用這些策略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人類整體福祉，減輕不必要的痛苦。
這幾天來，我第一次為平民的受苦留下眼淚，無論是以色列平民還是巴勒斯坦平民，無論他們的國籍、信仰、身份、認同，他們作為人類的受苦是真實的。我相信我從根本上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對於我來說，人道主義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都反對殺人。人道主義不意味著反戰主義或和平主義，不意味著削減軍費開支。人道主義意味著減輕一切不必要的痛苦。自衛是一項基本權利。當自由民主面對俄羅斯和中國極權主義威脅，增加自由民主陣營的軍事實力以實現戰略威懾是必要的。為自衛而殺人是正當的。
為什麼我們支持公民權利？為什麼我們支持墮胎權、LGBT權利、性工作者權利、安樂死權利？為什麼我們認為止痛藥和避孕藥的研發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因為懷孕女性的痛苦、LGBT人群的痛苦、性工作者的痛苦、絕症患者的痛苦、那些想要享受做愛卻恐懼懷孕的女性的痛苦，以及受生理性痛苦折磨的人的痛苦，都是不必要的。我再說一遍：人道主義對我來說意味著努力減輕一切非必要的痛苦。
然而封城，無論從策略上還是道德上，都無法接受。封城從策略上無助於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難道不封城，憑借以色列對哈馬斯的壓倒性兵力優勢，就不能徹底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了嗎？封城從道德上還是對生活在加薩地區的平民的人道主義災難。這些對無辜平民造成的痛苦是毫無道理的，非必要的。
這讓我想起1948年的長春圍城，中國共產黨在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國家政權期間，曾經對長春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封鎖。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指出，總共有45萬—60萬平民在此期間被活活餓死，這剛好是南京大屠殺中被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的數目。
請不要誤會我。我仍然堅定支持自由民主國家對以色列行使自衛權利的支持。但正如Emma Bonino所言，封城對無辜平民會造成無可輓回的巨大傷害，這是反人類、反人道、反人性的戰爭罪。恕我直言，如果以色列當局不能論證為什麼封城從打擊哈馬斯的策略上來說是必要的，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封鎖行為，就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與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為其實已經無異了。
請放棄使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態度。請不要為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憲政、追求和平、追求統一、追求自衛反擊、追求反恐，而採用和恐怖主義一致的手段。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從革命的進步政黨變成專政的反動政黨的歷史。請不要誤會，我不幻想不通過暴力就能使哈馬斯去極端化。
然而，封城或許有助於把加薩夷為平地，變為人間地獄，使活躍在加薩的哈馬斯消失。然而，這會在普通巴勒斯坦人心中留下永久的仇恨和疤痕。巴勒斯坦人的怒火只會在約旦河西岸被點燃。或許，從策略上，這反而會使得原本溫和的法塔赫也極端化。到時候，以色列又需要以徹底摧毀約旦河西岸的方式來維護國家安全。
我們絕對不需要也堅決拒絕更多的人道主義災難。
我是無權者，我是世界公民。這是我的個人聲明。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