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回中國大陸註銷戶口、探親期間被秘密逮捕羈押已經超過半年了。曾經有從事救援活動的民間團體內部人士指出，他們不願意公佈細節、也不願意公佈開展救援的團體名單，因為依照過去經驗臺灣媒體報導救援團體名稱、公開救援之後，反而會成為中國司法栽贓的藉口，對遭受中國迫害的當事人更加不利。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自由地區的許多人並沒有真正在共產黨政權下生活過，沒有和共產黨的兩個秘密警察系統——負責境外相關人員的國家安全局以及負責所謂「境內敵對勢力」即異議人士的國內政治安全保衛部門（簡稱政保或國保）打過交道，臺灣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如何實行迫害，也不知道應該如何進行救援。只是一味的低調、不作聲其實是害了在獄中受難的當事人，更甚者還有過去知名的友人因為幻想在中國其實已不存在的旅遊利益害怕被牽連而與當事人或親友斷絕聯絡的。這樣的思維不但極度不正確、也容易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讓當事人被社會遺忘、也讓周遭有判斷力的友人們看不下去。
習時代的共產中國時間、空間的長臂管轄早已不是新聞了，若他們真要「搞你」的話大可搜出年輕時期帶領大家引吭高歌反共愛國歌曲的影像或者89民運期間在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證據」。而不會因為你在海外聲援某人而無聊的予以入罪。
這些也說明了臺灣各界人士缺乏相關經驗的窘境，因此參考中國大陸公民的案例就顯得極富價值。甚至可以毫不客氣的說身處在中國大陸牆內的親友都不怕了。我們台灣的家屬和友人到底是在害怕什麼？別忘了我們是處於世界上民主與獨裁政體抗爭的最前緣、處於公平正義可以得到伸張的土地上，更需要勇敢面對才是！也只有公義的展現才會讓國際社會不斷的關注、提供防衛資源給我們！
救援首先要了解這個體制的思維，中共國安和國保部門把人判多久、關多久，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己的內部評估，一種是評估這個政治犯的威脅有多大、這個人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有多大的號召力，是否會表示認罪並放棄行動，如果不認罪要把他羈押多久才能摧毀他的身心健康與意志力。讓他即使出獄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正常，沒有精力再從事社會運動等等；另一方面如果當事人本身沒有威脅性，只是像當時的筆者或李明哲、楊智淵等臺灣人一樣在臺灣、香港做了一些民主國家公民這麼樣正常的事情就被栽贓陷害變成台灣政府的代罪羊，或者像楊恒均、程蕾等澳籍華人那樣被拿來做人質外交，那他們就要考慮，羈押多久、判多久才能達到他們想要的政治效果。
無論當事人的親朋好友是否聲援，國安和國保對當事人的評估都不會有變化。如果聲援得當，國安和國保感受到外界有人在關注，反而會儘早放人或者至少保證當事人的生命安全、讓當事人在獄中待遇稍微好一些。例如獲得應有的購買生活物資、較好的飲食條件、會見律師、與親屬會見或通信等權利，也不會被刑求甚至剝奪器官——在政治犯案件中，共產黨往往可以輕易剝奪這些權利。所以維護權利就需要當事人家屬的不斷爭取。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作為出版家的富察和作為朋友的富察 ｜ 更多文章 ）
最近的成功救援案例，是發生在2022年底的一系列的和平集會活動。在中國幾個大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中，有很多年輕人被拘捕，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廣州的非二元性別活動人士楊紫荊、北京《財新》雜誌前記者秦梓奕、《新京報》記者楊柳、獨立撰稿人李思琪、北大出版社編輯曹芷馨等等，另外在白紙運動之前，北京NGO工作者郭藝因在公共廁所塗鴉「反獨裁、反核酸」並張貼四通橋海報被捕；2023年初，在北京訪查白紙運動被捕人員情況的年輕女士陳晃被員警和父母聯合綁架回家軟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