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中共20大打破「兩屆10年」慣例、尋求個人集權之舉，意味著自胡溫時期以來致力推動的中國民主化進程正逐步重回專制，也激化了中國民眾公民意識覺醒。
首先發生的，是在中共20大前的北京四通橋抗議事件。2022年10月13日，北京交通往來最繁忙的四通橋上被掛起兩條白色布幕，一條寫著「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另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同時以焚燒輪胎燃起濃煙試圖吸引路人注意，雖被當局迅速撤除，但在網路上引發廣大回響；同年11月26日，新疆烏魯木齊一處民宅疑似因封控而失火，南京大學生發起悼念活動，並以手持A4大小白紙方式進行抗議，意味向當局表達無聲的不滿，風潮迅速蔓延至全國，被稱為「白紙革命」；2023年元旦凌晨，在南京新街口廣場參加跨年活動的大批群眾，突然衝破管制區域，自發性湧入廣場中央孫中山先生銅像處，獻花並釋放手中氣球，隨後幾天，多個地區陸續發生民眾違規燃放煙火事件，其中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民眾竟將到場制止的公安包圍，甚至推翻警車，媒體將這些行為稱為「煙花革命」或「白紙革命2.0」。這幾前事件，除了在對中國的清零封控政策表達不滿，更像是在對習近平為推動個人集權，從而壓縮公民基本權利的嚴正抗議。
中國公民意識崛起背景
中國公民意識崛起背景，可從經濟成長停滯、政治重回集權、社會控制趨嚴三面向解釋。
一、經濟成長停滯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曾出現大規模思想解放運動，著名如1978年「西單民主牆運動」(亦稱「北京之春」)、1989年「天安門事件」。這些活動在中共嚴加取締下，受到有效控制。此後長達三十多年，中國境內縱然偶有示威抗議，但也多與特殊群體(如退伍軍人、工人、拆遷戶)爭取自身權益有關，尚未上升至對普遍性政治權利的訴求，究其原因，與中國在這段時間經濟快速成長息息相關。
法國政治思想家盧梭在《民約論》中認為，政府與民眾間存在著一種隱形的社會契約，政府越大程度滿足人民需求，人民越願意犧牲在原始狀態下所應享有的自由、接受社會律法規範。套用在中國，自中共建政以來，人民經歷「三年自然災害」(1959年至1961年因「大躍進」造成的飢荒)、「十年浩劫」(1966年至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民生經濟凋敝，政權統治存在極大危機，迫使領導階層不得不推動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自此開始快速成長，縱使人民無法爭取進一步政治權利，仍甘於接受政府統治。
參照二戰後的新興經濟體發展經驗，在工業化初期往往成長速度最快，這段週期通常在二、三十年後，隨著勞動、土地成本提高及環保意識抬頭，製造業將外移至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導致邊際效益逐年遞減，進入所謂的「發展高原期」，能否適時進行產業轉型或升級，成為能否躋身先進國家的關鍵。中國在胡、溫執政末期，發展速度已明顯放緩，動輒每年10%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已不復見，官方預期也從「保8」到「保6」一路下修，且即使如此仍被質疑數據造假。多數威權國家在此階段，會選擇適度開放政治參與，以抑制民眾對於經濟成長放緩的不滿。
胡、溫在卸任前夕，也未嘗沒有這種想法，例如2012年3月「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表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然而習近平上任後，並未推動政治改革，反而試圖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nationalism)繼續凝聚人民支持，並為此提出「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願景，試圖以激發人民愛國熱情取代對民主改革的要求。
這種情緒性訴求，正常情況下可透過對外領土聲索、戰狼外交、大內宣等方式執行，然而一旦人民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及人身自由都無法維持或受到保護時，就很難發揮效用。中國自2020年初至2022年底，長達3年維持清零政策下，外資陸續撤離、境內工廠也發生倒閉潮，直接威脅人民生計，成為醞釀抗爭的經濟背景。
二、政治重回集權
自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政治逐漸由「集體領導」式的寡頭統治，轉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式的獨裁統治，人民僅存的一線參政希望遭到剝奪。
儘管在中國憲法中，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執政黨，但這並不代表人民沒有參政途徑。毫無家族背景者，仍可參與中共黨內的共青團基層組織，憑藉自身努力逐步攀升至領導階層；即使不願加入共產黨，仍可參加做為參政黨的「8大民主黨派」，雖無法躋身「正國級」領導人，但歷來仍多有出任「副國級」領導人者，如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為避免重蹈毛澤東時期特定個人權力過大所引發的悲劇，試圖在恪遵共產黨統治前提下，引進「黨內民主」、「集體領導」兩項措施：前者是指透過黨內派系彼此制約，儘可能讓政治局成員的分配達到某種平衡，藉以防止單一派系獨大；後者則是試圖讓政治局常委各司其職，彼此不干預他人主管事務。在此理念下，江澤民執政時期雖仍被尊為「核心」，但普遍認為只是一個「弱核心」，至胡錦濤執政時期，「核心」稱號不再，常委間呈現「九龍治水」狀態，被譽為「弱主政治」，國家領導人「令不出中南海」這句話，也在這個時期出現。
習近平上任後，首先在2016年10月的中共第18屆6中全會，將原本「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修改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著又在2018年3月「兩會」期間，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集體領導」自此告終。2022年10月中共20大後，更進一步打破「黨內民主」慣例，取而代之的是「用人唯親」，多名新任政治局常委是習近平在地方執政時期舊部，形成「滿城盡是習家軍」現象，過去外界用以觀察中共政治生態的江派、團派、太子黨，在政治局成員中幾已不再復見。
「集體領導」、「黨內民主」等慣例遭打破，使中國政局從以少數人為主的寡頭統治，走向個人獨攬乾坤的獨裁統治，人民對於政治改革僅存的一絲期望轉為絕望，使得有識之士莫不懷念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對開放的政治生態。中共20大前，北京四通橋出現「國賊習近平」、「不要領導要選票」白布條，「白紙革命」期間民眾高喊「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寄生蟲」等，都可視為人民對於統治階層權力趨於集中的不滿。
三、社會控制趨嚴
習近平上任後，政府對於人民日常生活的介入觸角日深，在搭配新興科技運用下，整個社會構成一個嚴密監控網。
政治學界通常以政府介入程度的差異，做為區分極權統治與威權統治的標準。當政府僅在政治層面嚴加控管，其他層面不介入時，通常被歸類為威權統治；當政府對於上至政治，下至社會各領域無所不干預時，則被歸類為極權統治。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共除堅持統治權外，其他領域是相對溫和的，人民擁有有限的言論自由，較像是一個威權政體；習近平則不僅在統治上強化個人集權，對社會其他領域也都試圖染指，尤其是言論自由，使中共政權愈加偏向極權統治。
在網路領域，習近平上任後不斷重申「網路主權」，力推網站註冊實名制，並加深「防火長程」、「網路審查」機制，同時持續限制GOOGLE、FACEBOOK在境內使用，使得百度、微博等功能類似的軟體，成為中國獨有的特殊應用程式，用意是限制訊息的傳播及加強對內容的審查，但凡官方不願民眾知曉者，即在百度等搜尋引擎中予以「屏蔽」，微博發言不利官方者，即遭刪除，甚至禁言。
除網路外，中共還進一步透過人工智慧、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監視器、聲紋辨識、車輛追蹤晶片、手機監控等現代科技，試圖對西藏、新疆少數民族進行監控，藉以控制人民思想、確保政權穩定。目前這些技術，除用以對待藏族、維吾爾族外，據瞭解，也用以監控中共黨內元老，以防止私下串聯成「反習勢力」。而現階段的技術投入，很可能仍處於初期嘗試階段，最終目標恐怕是要推廣於全境。
此外，透過觀察習近平言行的轉向，也可解釋其執政以後思想愈趨保守。習近平父親習仲勳曾是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重要成員，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之初，曾前往深圳、珠海、佛山等最早試辦經濟特區城市視察，試圖仿照1992年鄧小平「南巡」路線，被視為持續推動改革開放重要訊號。然而在中共20大後，習近平首先前往視察的竟是延安，由於「延安精神」被視為毛左思想的代表，習近平在路線上的轉變，也令人民對於社會能否走向開放愈趨悲觀。
未來發展趨勢
中共20大以來，中國境內發生的幾起示威抗議活動，與「六四事件」有本質上差異，民眾從中意識到：權利是靠著積極參與爭取而來；至於中國政府，一方面將從嚴加強全境監控、阻絕訊息傳播，另方面在習近平抱持實用主義思維下，也有不無改變的可能性。
一、不同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社會運動
許多評論將中共20大以來的連串抗議活動與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相提並論，但其實二者無論原因、訴求，都有明顯差異。
政治學者在解釋革命原因時，一種說法是「相對剝奪感」，即當實際獲得低於預期心理時，往往容易爆發革命。在此觀點下，當統治最高壓、人民生活最困苦時，多數人因陷於絕望，即使不滿也無心反抗，反而是在政府政策稍微鬆綁時，人民亟欲爭取各項自由，當政府開放速度無法滿足期待，人民就會揭竿起義。這個說法，足以解釋何以1990年前後，在冷戰時期與西方民主國家僵持四十年而不倒的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國家，竟在一夕間土崩瓦解。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背景，也與當時的蘇聯、東歐國家相仿，都是在政府著手推動改革政策後，民眾試圖追求更進一步的開放而發生，差別只在中國以武力強行鎮壓。當時中國民眾試圖爭取的是政治民主化，為此，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親至天安門廣場聽取學生建言、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也前往學潮現場，用背誦林肯總統《蓋茲堡演說》方式向學生解釋何謂「民主的相對性」。
中共20大以來所發生的連串示威活動的背景，則是政府無法回應群眾需求，使得雙邊隱形社會契約崩解。就訴求而言，「白紙革命」在要求政府放棄「清零」，以「解封」來挽救經濟及對人身自由限制；「煙花革命」則要求更進一步的自由，看似為爭取燃放煙火，實則是對政府「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差別式規範不滿，試圖爭取在特定節慶、時段、地區開放燃放煙火。無論如何，這兩場社會運動所關注者，仍聚焦於個人自由，尚未上升到對於政治權利的爭取，對中共統治權威的挑戰遠不及「六四天安門事件」。
二、民眾意識權利是爭取而來
「煙花革命」在「白紙革命」結束僅一個月就接踵而來，說明中國民眾在看到「白紙革命」成功迫使官方放棄「清零」政策後，已意識到積極政治參與是可能帶來改變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對於中共施政未必滿意，然而在經濟成長迅速、「六四天安門事件」失敗經驗、政府加強監控等多重因素下，從未發生過全國性示威抗爭運動。「白紙革命」意外成功，除印證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言，也為後繼者開啟示範作用，這才有「煙花革命」緊隨在後。未來，恐怕會有更多因「小事」而起的示威抗議。
需特別注意的是，儘管媒體對這些事件均冠以「革命」，但實際上這些示威抗議行為，更像是一種「非暴力不服從運動」：民眾以手持白紙方式靜默表達對防疫政策不滿、以「你追我跑」方式表達對禁煙火政策不滿，當然過程中也有如掀翻警車般暴力插曲，但畢竟不是活動主旋律。這足以說明：中國民眾對政府縱有不滿，但尚未達到無法容忍地步，同時對於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武力懸殊性也有清楚認識，不致做出直接的衝突對抗行為。
三、官方加強全境監控、阻絕訊息傳播，
中共官方為確保不再發生類似示威抗議行為，很可能將目前用於新疆等少數地區的監控模式普遍化，並且在必要情況下阻絕各種不利政府的訊息傳播。
「白紙革命」期間，中共將為執行「防疫清零」政策而使用手機定位裝置，轉化為對抗議分子監控，事件落幕後，更透過手機定位、監視器畫面搭配人臉辨識系統(中國稱此為「天網系統」)、WIFI偵測器等數位電磁紀錄為依循，按圖索驥約談帶頭滋事者。
據悉，中國全境至少有5.4億個監視器，人口與監視器比例不到1:3，位居全球之冠。目前的監視網雖主要用來對付新疆、西藏、內蒙古少數民族及境內異議人士、人權活動者，然而當中共發現有危及政權統治的不只是這些人，而可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一般民眾，除將在主要城市擴增監視器外，也會持續強化蒐集個人隱私資訊、建立DNA資料庫及更完整「社會信用評價系統」，成為寓言小說《1984》描繪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般的全境監控式社會。
除消極監控外，中國也將積極阻絕訊息傳播管道。對於「白紙革命」、「煙花革命」等幾起社會動盪，中國媒體報導甚少，然而訊息、影片卻能傳遍國際，與跨境社群網站的運用密不可分，其中Twitter(現已改稱「X」)用戶「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帳號：@whyyoutouzhele)更因大量即時轉發網民拍攝的示威抗議影片、照片而被稱為「白紙革命推手」，從而又吸引更多網民將手邊影片私訊該帳號。中共除威脅該用戶居住於中國的父母外，也透過間接方式威脅居住於義大利的「李老師」。
另一項讓中共警惕的，或許是即時通訊軟體的運用。2010年至2012年蔓延於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者透過即時通訊軟體號召，推翻埃及穆巴拉特、敘利亞格達費等執政數十年的獨裁者，鄰近國家紛紛採取相應作為，例如伊拉克每逢群眾示威即切斷網路、黎巴嫩則對即時通訊軟體課徵通話稅。在中國前面幾波示威抗議活動中，即時通訊軟體亦發揮迅速集結群眾功能，未來中共也可能採取相應作為。
四、官方在特定領域不無順應民情的可能
觀察習近平執政10年作為，可發現其雖對於權力有極大野心，但在意識形態上，並未恪守特定教條主義，更像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如同前文所述，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開始時，首次出巡的路線幾乎仿照鄧小平「南巡」，之後甚至在中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使得不少評論認為，習近平在推動改革領域頗有乃父之風。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習近平不僅對政治權力愈加緊抓，經濟上也強調「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重啟供銷社等作為，乃至在第三個任期甫開始，就安排走訪有共產革命基地之稱的延安，在在令人質疑是否已重回毛左式思維路線。
然而若以國際視野觀察，可發現事實恐怕未必如此。以中國與新興經濟體的往來為例，不僅積極爭取中東國家企業赴中國投資，更提出以人民幣做為石油交易貨幣倡議，說明渠絕不願「鎖國」式的自外於國際社會，只是在歐美國家反中情緒下，試圖逐漸切割與西方陣營關係，並尋找新的合作對象，中東、中亞、非洲、太平洋島國則成為其重點。
再由「白紙革命」迅速讓中共放棄堅持3年的清零政策看，顯示習近平重視的是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亦即並無特定政策偏好，所有事物都只是追求或維持權力的工具。據此研判，民眾提出的訴求，只要不損及中共統治權威，都有被接受的可能性。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