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可能對習近平集權造成約制的4種力量-江派、團派、太子黨及深層中央，均屬於中共黨內的特殊群體，那麼放眼黨外，是否也存在可能對習近平集權構成威脅的力量？答案很可能是民營企業，即中共所稱的資本家。
在共產主義理論中，資本家原本就被定義為無產階級的壓迫者、剝削者，中共也同樣繼承這種觀點。建政初期，資本家被歸類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中的右派份子，即使改革開放後引進市場經濟機制，允許私人創辦企業，但政府對市場依舊有極大影響力，企業在政府面前，始終處於被宰制的處境。
在這種體制下，政府一方面阻擋外資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競爭，讓中國的本土企業獲得發展空間(例如百度搜尋引擎、微信社群網站分別是在谷歌、臉書無法進入下壟斷了市場)；但另方面，政府決策的不透明，也對企業帶來極大不確定性，以至於政府「想誰發達，誰就發達」，企業的發展，往往是「成也政府，敗也政府」。陳雲將這種模式稱為「鳥籠理論」，即無論市場經濟再怎麼發展，終須服膺於計畫經濟框架，二者關係就如同鳥與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緊縮私人資本，推動「國進民退」，即採取刻意扶持國有企業、控制民營企業發展，與1990年代鼓勵經濟自由化所形成的「國退民進」呈鮮明對比。而這麼做的原因，從經濟層面看，是面對全球市場動盪，有必要由政府出面穩定金融秩序；從政治層面看，則是中國在長期放縱資本發展下，效率不彰的國有企業競爭力不足，削弱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能力，民營企業則挾龐大資本為後盾，不斷挑戰政府管制市場的底線，馬雲等企業鉅子更成為年輕人追捧的偶像。
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加劇後，中國開始新一波對民營企業的控制，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創辦人馬化騰、聯想創辦人柳傳志等大企業家先後被迫退休或離開公司要職。2021年9月，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政策後，騰訊、阿里巴巴相繼宣布捐出500億、1000億人民幣響應，隨後騰訊又捐出自行研發的演算法技術「龍蜥」(Anolisos)，華為也捐出手機操作系統「鴻蒙」，這些舉動，被認為是民營企業向政府繳交「保護費」，以期政府別再干預企業經營。
然而企業家的低頭，並未能停止政府持續將觸角深入民營企業內部。美、中貿易衝突後，中國各省市政府開始將原本只在國有企業設立的黨委組織派駐於民營企業，陝西、甘肅、遼寧、重慶等地都傳出類似案例，但因分布較為零星，且企業規模屬於中、小型，尚未引起太大關注。2023年1月中旬，黨組織進駐巨型企業阿里巴巴後，始引發業界恐慌。據悉中共已在阿里巴巴集團、阿里巴巴集團總部、子公司螞蟻金服設置3個黨委，下轄25個二級黨組織、一百五十多個黨支部。這猶如在向外界宣示：中共將更全面的將影響力深入民營企業，因為如果連阿里巴巴這種量級的企業都無力反抗，其他規模較小者恐將無一倖免。
習近平對阿里巴巴的整肅
習近平對阿里巴巴的整肅，可從對馬雲的約談事件開始談起。2020年11月2日，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及多名集團高層遭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監管約談，隔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隨即宣布，原定於11月5日首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或稱首次公開募股)的子公司螞蟻金服暫緩上市，理由為：「近日，發生你公司實際控制人及董事長、總經理被有關部門聯合進行監管約談，你公司也報告所處的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等重大事項。該重大事項可能導致你公司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根據《科創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管理辦法(試行)》第26條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發行上市審核規則》第60條等規定，並徵詢保薦機構的意見，本所決定你公司暫緩上市。」消息公布後，螞蟻金服宣布同時間暫緩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H股(意旨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外資股)，香港聯合交易所則表示，暫緩上市完全是公司自行決定的，並無政府力量干預。
關於馬雲等人被約談的原因，表面看似事涉螞蟻金服，背後其實有盤根錯節的政治因素。從遠程背景看，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主導的政商關係。在這種不對等的態勢下，政府對市場有極大影響力。以阿里巴巴曾遭受過的實例來說，該集團股票於2014年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後，股價一路飆升，但2015年1月，中國工商總局指出阿里巴巴旗下網購平臺淘寶網販售假貨，使阿里巴巴股價在短短4天內從每股102.94美元跌至89.08美元，迫使馬雲不得不向工商總局低頭。馬雲曾表示：「只要國家需要，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我們應將阿里巴巴定位為一家國家企業。三星是韓國的國家企業，奔馳是德國的國家企業，蘋果、谷歌是美國的國家企業，中國已到了需要有一批代表中國文化的國家企業，阿里巴巴應朝這個方向去努力」，這些言論，都被認為意在向政府表忠。
做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創業的民營企業家，如何妥善處理政商關係，是所有創業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對此，馬雲的見解是：「阿里巴巴始終堅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言下之意是可以跟政府維持友好關係，但謝絕商業往來，以免在不對等的政商關係中進行無法獲利的交易。這種政商地位的不對等，讓政府得以在相當程度上以人治代替法治，可視為馬雲遭約談的遠程背景。
那麼，何以在眾多企業家中，馬雲首先成為目標呢？從中程背景看，除阿里巴巴是中國最大企業外，更重要的是馬雲在政治立場上「選錯邊」。為了在不對等的政商關係中尋求政治靠山，馬雲做出許多取悅當權者的行為。2014年阿里巴巴集團股票於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時，《紐約時報》指出，持有該集團股票的多家企業帶有特殊政治背景，例如博裕資本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江澤民之孫江志成、新天域資本公司創辦人是溫家寶之子溫雪松、中信資本公司實際負責人是王震之子王軍、國家開發銀行負責人是陳雲之子陳元、副總裁是賀國強之子賀錦雷。
以上這幾家股東企業負責人，囊括中共黨內多位重要人物，可見馬雲並未特別「押寶」在某個特定政治派系，而是平均分攤風險。然而，自習近平於2012年執掌大權後，為強化個人集權，以反貪腐為手段，對內整肅政敵、對外博得民心，江派更成為主要打擊對象。原本支持習近平上位的紅二代，也受反貪腐政策影響損及自身利益，近年與習近平的關係漸行漸遠，這讓馬雲的「押寶」，全部成為政治上的「負債」。
更重要的是，馬雲的「押寶」看似兼顧各派系，卻忽略了當權的習派人馬。2017年7月17日，阿里巴巴持股過半的香港《南華早報》登文指涉被視為習近平左右手的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之女、建銀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栗潛心涉貪，卻旋即在2天後刪文並道歉。這起事件，一方面透露出馬雲雖試圖透過交互持股，在中共各派系間尋求平衡，卻無法巧妙處理平衡關係，以致讓曾慶紅在幕後操控的《南華早報》打了習近平的愛將栗戰書；另方面馬雲未「押寶」習派，或因渠認為習近平既透過反貪腐贏得民心，理應無法容忍其派系人馬涉貪，殊不知習近平只是以此作為個人集權的工具，而非根本目的。
2018年9月7日，《紐約時報》率先透露馬雲即將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的消息，該集團隨即澄清，緊接著《南華早報》也刊文駁斥，孰料馬雲竟於9月10日宣布辭職。這起事件透露出的弦外之音是，馬雲的退休多少是身不由己的，很可能是中共高層已決定逼退馬雲，甚至透過外國媒體放出風聲，馬雲雖力求扭轉局勢，但終究不敵。造成這種被當局逼退的狀況，更凸顯出馬雲在政治活動中「選錯邊」。
而在最後直接導致馬雲遭約談的近程因素，則是其本人屢次出言批評當局政策。馬雲雖2018年9月辭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交棒予集團首席執行官(CEO)張勇，卻依然是該集團幕後操控者。在遭到約談的前一周，馬雲參加在上海召開「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中的一席發言，被認為是觸怒當局的導火線。當天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開幕致詞說道：「要堅持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騙局的邪路。」這段話被解讀為在針對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企業帶動起的行動支付、電子商務等虛擬經濟風潮。
隨後上臺發言的馬雲，竟隨即反唇相譏：「中國的金融和其他剛成長起來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在金融業是青春少年，還沒有成熟的生態系統，沒有完完全全地流動起來」、「中國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中國金融基本上沒有風險，是缺乏系統的風險」被認為是在同臺出席的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等外賓面前，當眾讓王岐山難堪，甚至被媒體形容為「大鬧天宮」。
馬雲發言風波，直接頂撞了王岐山，而王岐山又是習近平團隊核心人物，其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實際上反映習近平的看法，因此馬雲的言論猶如直接否認習近平，以致當局必須出手嚴懲。
互聯網企業在金融領域危及中共統治
阿里巴巴集團遭到整肅，除政治面因素外，也存在多項可能危及中共統治的金融面因素，可從三個角度解讀：阿里巴巴已大到必須管控、阿里巴巴推動的虛擬經濟與政府爭利，並且遊走在法律漏洞邊緣。
阿里巴巴已「大到不能倒，但必須管」。當企業的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若貿然倒閉，將會產生嚴重的內、外影響。內在影響包括企業員工失業、資本市場恐慌、股匯市下跌、與企業往來的上下游供應鏈受波及、與企業產品有關的民生經濟物資短缺，外部則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持股公司、合作企業、購買該企業產品的他國民生經濟。最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銀行倒閉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
阿里巴巴長年是中國最大企業，事發之際市值超過4兆人民幣、員工人數達七萬多人，產業範圍涵蓋電子商務、行動支付、雲端計算、傳播媒體、娛樂影視等，企業盈虧與中國經濟休戚與共，如突然倒閉或發生任何變故，必將影響總體經濟發展。因此，阿里巴巴在中國可謂「大到不能倒」，政府可以接受其規模逐漸萎縮，卻無法承受突然倒閉。
在一般國家，類似這樣的巨型企業發生財務問題時，政府都會適時出手相助，然而在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開放私人資本、允許私人企業進入市場，只是發展國家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如資本主義國家般地將保障私有財產、市場自由化本身就視為目的。因此，當任何企業、甚至任何團體發展到一定規模，可能危及中共統治時，就必須介入遏制，宗教上如法輪功、金融領域如阿里巴巴。尤其在中國近年提倡「國進民退」政策下，巨型企業的存在，必須服膺於中央政策，而非只是單純的追求獲利。
虛擬經濟與政府爭利。阿里巴巴在2004年推出「支付寶」(為一第三方支付平臺)，在中國金融基礎設施(如銀行、提款機)不普及的環境利基下，成功進軍虛擬經濟市場，之後又陸續衍生出「餘額寶」(供「支付寶」用戶線上購買基金)、「招財寶」(為一理財平臺) 、「螞蟻小貸」(為一線上信用貸款平臺)、「芝麻信用」(為一個人信用評鑑機制)，幾乎囊括個人金融財務的所有層面，威脅到傳統的銀行業務，而中國的銀行又多是國有企業。
國有銀行在技術屈居劣勢下，不得不與科技廠商合作。負責發行人民幣的中國人民銀行，於2019年11月與科技大廠華為公司簽定2份協議，分別是華為與中國人民銀行清算總中心簽訂的《金融科技戰略合作協議》及與數字貨幣研究所簽訂的《合作備忘錄》，雙方意欲合作推動虛擬人民幣的意圖明顯。
而之所以要推動虛擬人民幣，係因銀行業務近年面臨來自境內、境外的強力競爭，包括境外的比特幣及境內因支付寶、騰訊微信支付的普及，人民幣使用空間愈趨受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21年統計，都市地區的行動支付使用者已超過8成、農村地區也超過7成。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若再不出手奪回主導權，則金融服務帶來的可觀利益恐將盡數歸於互聯網公司。
虛擬經濟遊走於法律漏洞。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的說法：「暫緩螞蟻上市是基於確實維護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利益的綜合考慮，以及維護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依法依規作出的決定。」 這番話透露的訊息是，以螞蟻集團為首的虛擬經濟，正遊走在法律漏洞的邊緣。
中國人民銀行旗下媒體《金融時報》於11月2日發表長文「大型互聯網企業進入金融領域的潛在風險與監管」，指出「近年來，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科技公司成長迅速，並不斷向金融領域滲透發展，利用其長期服務積累的客戶資料和新興的大資料處理技術，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金融服務生態……大型互聯網企業跨界金融服務業，對推動我國金融業在部分領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擴大服務範圍，拓展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推動普惠金融等方面，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但也要認識到，大型互聯網企業廣泛深入地進入金融服務領域，也在深刻地改變金融業，並可能產生一些與過去我們所熟知的傳統金融業截然不同的風險和問題，需要進行深入剖析並妥善應對。」並點出這些風險包括「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產品和業務邊界模糊」、「信息技術可控性、穩定性風險」、「數據洩漏與侵權風險」、「系統性風險」，而改善的方法有「加強頂層設計，完善監管制度體系」、「嚴格市場准入，全面推行功能監管」、「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在平衡個人資訊保護的基礎上，加強資料管理，防止資料壟斷」、「發展監管科技，提升風險識別、防範與處置能力」、「強化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
簡言之，以阿里巴巴、騰訊為首的互聯網企業，近年積極利用網路科技，跨足傳統上屬於銀行的金融業務，既享有技術領先之便利，又可利用互聯網企業身分規避適用於金融機構的法規，而政府主管機構在技術不如互聯網企業、能夠規範的法規也未到位下，只好暫緩這些互聯網企業更進一步跨足金融領域的企圖。
阿里巴巴遭整肅後的影響與補救
從馬雲遭約談到後續的螞蟻金服暫緩上市事件，無論對中國政府、乃至整個產業生態，均造成相當影響。
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包括內部政治鬥爭表面化，及外部失信於國際金融市場。阿里巴巴集團創立於1999年，當時正好是鄧小平已逝、江澤民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馬雲在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特殊環境下，選擇親近當局人士，可謂理性選擇；2002年胡錦濤接任總書記，然而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仍在背後「垂簾聽政」；2012年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外界在一開始認為習近平只是江、胡兩派勢力妥協的結果，並不具備實權，這可能也造成馬雲未積極向習派靠攏。待近年習近平權力逐漸鞏固後，即處心對付被認為是江派人馬的馬雲，而這也讓中共內部派系鬥爭再度公開化。
外部影響則是失信於國際金融市場。螞蟻金服即將上市之際，做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開發行公司，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獨角獸企業」(指創立未滿10年但資本額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據悉從2018年即開始準備公開發行，因外界對其獲利能力十分樂觀，在螞蟻金服IPO獲得上海、香港兩處證券交易所核准上市後，更引發全球投資者引頸企盼，無不在第一時間認購。螞蟻金服股票在上海及香港的認購金額分別為19.05兆元、1.3兆元人民幣，兩地認購規模加總，更與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英國的經濟規模相當。詎料中國當局竟在毫無預警下宣布暫緩公開發行，可謂失信於全球投資者，同時也讓中共以政治力干預金融市場的作為浮上檯面，增加跨國企業對於投資中國市場的疑慮。
對產業生態的影響，是螞蟻金服上市暫緩案連帶波及整體產業生態。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於事發後公布《互聯網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指稱「(互聯網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易人實施差別待遇，排除、限制市場競爭。」被認為是政府對於互聯網企業態度轉向的重要信號：過去，中國的經濟強調外循環，即與國際競爭，因此政府扶持互聯網企業與美國競爭，現在則強調內循環，即擴大內需市場，此時要加強的是中小企業發展，因此反對巨型企業壟斷市場。此外，對於其他企業家而言，在目睹了馬雲的遭遇後，很可能產生寒蟬效應，深怕自己的言行觸怒當局，而變得事事卻步，不利於往後的投資、創新、開發新市場。
為了解決這些不良影響，習近平在中共20大確定連任後，開始重新檢視對民營企業的抑制政策。2022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黨的二十大報告鮮明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這是長久之計，毫不含糊，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所謂「兩個毫不動搖」，係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23年3月，李克強以國務院總理身分進行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表示：「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商業戶發展。」
重啟對民營經濟的關注，除有其經濟上的需求外，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目前中國名列前茅的民營企業，幾乎都崛起於1990年代如火如荼開放民間資本時期(尤其是1992年至1997年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企業家為經營政商關係，紛紛以開放入股、提供回扣等方式試圖攏絡執政集團，久而久之成為難以分割的利益共生體，許多企業家都被貼上特定政治派系「金主」的大帽子，被習近平視為可能威脅其個人集權的特殊勢力。而今在習近平已順利進入第三個任期，馬雲、馬化騰等企業家紛紛「俯首稱臣」、低調行事、甚至對政府大額捐獻後，已沒有再持續打擊民營企業的必要。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