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滿十週年——2013年中國「兩會」上習近平正式成為國家主席，當年9月他到訪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並在10月於印尼國會演講時提出「海上絲綢之路」。
當年11月，「一帶一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確立為中國國家戰略，成為中國新領導人雄心勃勃的「大國外交」戰略的核心支柱。
當時很少人能預估到這個嶄新的計劃會給這個世界帶來多少改變，伴隨著多少爭議。
展望下個十年，中國是否還會將「一帶一路」雄心勃勃地推行下去，還是會適時調整，從而適應緊張的地緣戰略關係，以及不斷放緩的國內經濟？
為什麼要搞「一帶一路」？
從時機來看，習近平上台僅僅幾個月，就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在之後的各種大政方針中反覆提及，成為他執政時代最具標誌性的政策之一。
「這種大政策不是誰一拍腦袋就決定的，跟中國宏大的經濟背景有關係。」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表示，中國政府高層實行民主集中制，大的政策經過一層層地醞釀、催化、討論，再到執行，週期較長。
陳功認為，「一帶一路」發軔於胡錦濤時代，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同時出現消化不良的現象，比如產能過剩、庫存積壓、金融問題，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
「當時決策者就向外看，把中國的產能向全球稀釋，把壓力釋放出去，還可能形成金融貨幣聯盟，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很多好處。」陳功稱，應該說目的就是讓中國經濟繼續均衡、平穩地運行下去，把高速成長的態勢繼續延長三五年，甚至七八年。
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也有不同意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梁亞濱曾向BBC中文表示，它不是簡單地輸出落後產能——這在當今「非殖民化」的時代事實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更不是「賠本賣吆喝」——當國際慈善家。
梁亞濱稱，「一帶一路」倡議不再是單純的資本輸出和商品交換，而是依托基礎設施建設為新型經濟奠定基礎，打破地緣政治上高風險國家中普遍存在的貧窮與動蕩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動力培育新的經濟成長極，打造更加扁平與民主的全球權力與財富分配結構。」梁亞濱總結。
「一帶一路」成功了嗎？
在「一帶一路」提出之初，有媒體將其稱之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十年之後，僅從從數據上來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截至今年6月，152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與他們的貿易額從2013年的1兆美元，成長到2兆美元。中國對這些國家總共投資了3000多個項目，非金融類投資達到7859億元，其中大部分變成了當地的港口、鐵路、橋樑、工業園區。
有觀點認為，「一帶一路」開展之處，出乎意料的好；到了後期，出乎意料的糟。
但是隨著疫情後世界經濟的衰退和中美關係惡化，全球供應鏈破碎，「一帶一路」面臨很大負面影響。
但黃仁偉反而認為，「特別是在疫情和脫鉤的情況下，我把『一帶一路』叫做第二戰場，第二戰場的貿易形勢好於第一戰場（發達國家的貿易）。」
152個國家中，有的也得到跨越發展的機會。比如寮國，作為東南亞最窮國之一，對外聯通能力極為有限，與中國毗鄰處地形陡峭，修建鐵路的橋隧比高，難度極大。
2021年底，在中國在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下，一條總長逾1000公里的鐵路正式通車，連接中國昆明與寮國首都萬象，從萬象到中寮邊境縮短至3小時，到昆明可以實現「朝發夕至」。中國還計劃在未來將該鐵路延伸到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對於這條鐵路，泰國瓦萊嵐大學（Walailak University）政治學者特林·艾亞拉（Trin Aiyara）在公開場合表示，它不僅將寮國與世界接軌，沿線土地也將獲得城市化機會，特別是在與中國或其他國家接壤的邊境地區，對於貧弱的寮國而言，這將可以提振其國內經濟。
類似的項目有不少，比如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肯亞的蒙內鐵路，莫三比克的馬普托大橋，塞內加爾競技摔跤場等等。
對於中國而言，成功之處也體現在外交上。陳功表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外交也改變了，全球各國都在跟中國談項目，以前中國在國際上聲量很小，現在無論在哪裏，翻開新聞，中國存在感都極強，影響極大，很多國家了解中國的慾望很強，這與「一帶一路」分不開。
「一帶一路」失敗了嗎？
「可以大致判斷，失敗了。至於在多大程度上失敗了，可以討論。」陳功認為，後續發展與原來想法差別太大了，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現在誰還提？都成為央企的基建項目了。」
對於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國家而言，痛感甚至來得更強。
疫情之後，國際經濟轉差，而發展中國家尤甚，債務壓力陡增。這個時候，他們發現欠中國的外債中商業性援助規模較大，利率更高。再加上聯準會大幅加息，使融資成本高漲；再加上自身的財政管理制度欠缺——四個因素疊加，不少發展中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面臨債務償付危機，並要求進行債務重組談判，而坐在談判桌對面的，往往是中國。
還以寮國舉例，中老鐵路耗資59億美元，約佔寮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60%的資金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剩餘的40%被轉化為項目股份，寮國方面需要投入7.3億美元的等值現金（其中4.8億美元是從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
寮國總計將背負超過14億美元的債務。而該國的GDP不足200億美元。
鉀肥礦產是寮國為數不多的利潤來源，其收益將被用來支持這筆巨額貸款。到了2020年9月，破產邊緣的寮國向中國出售了一項重要資產，以6億美元的價格交出部分能源網絡，以尋求中國債權人的債務減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鐵路開始運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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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爭議還發生在斯里蘭卡。法新社報道稱，沒有交通跟進的全新國際機場、閒置的會議中心和移交給中國公司的深水港，這些巨大的投資都增加了斯里蘭卡的外債，而這其中至少有10%是來自北京方面的合同。
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希臘等很多國家都面臨類似困境，因此，歐美國家從政府到輿論，一再批評「一帶一路」是中國設置的「債務陷阱」。
對於中國而言，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並不是好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壞賬——過去十年發生了一個歷史性轉折，中國首次成為世界最大債主。
1980年代的頭五年，美國在全球債權國中佔比約為27.5%，中國為2.1%；到了2016-2021的五年，美國佔比降至2.4%，中國則飆升至30.4%。
疫情襲來後，這些國家紛紛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債權國進行債務減免。
陳功表示，現在中國國內對於債務減免的不滿非常明顯和強烈，中國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這種強大的內部壓力。此外，中國政府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同樣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國內還有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
一位旅居美國的中國智庫人士向BBC中文表示，導致這些失敗的原因，歸根結底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支持不了這種全球性的大規模計劃。
「政治體制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比較封閉的、向心的一種制度體系，這種制度的體系應對不了全球性的布局，應對不了全球性的這些供應商。」上述人士稱。
「一帶一路」背後的政治博弈
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曾表示，「現在世界在平行運行的默契就是，西方在做自己的事情，中國在做它自己的事情。那些得到中國資助的國家在按照中國的方式做事；我們支持的國家在按照我們的方式做事。」
但當這兩個平行運行的體系不斷交叉，這種默契就變得極為脆弱。
德國前外交部長加布里爾在離任前的演講中警告，中國在利用「一帶一路」的投資來宣揚一套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體系。
他說：「修建一條新絲綢之路的倡議，並不像有些德國人認為的那樣，是對馬可波羅的感性回想。其實，這是要按照中國的利益全面重塑這個世界。」
「這不只是經濟。中國在發展一個全面的、不同於西方的體系。與我們的制度不同，這個制度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基礎的。」
加布里爾所說的西方體系，指的是二戰後建立的一套規則體系（rule-based），保障弱國的權利，保障個人的權利。
二戰的慘烈結果使戰勝者決定建立一套規則體系（rule-based），保障弱國的權利，保障個人的權利。比如世界銀行、IMF、WTO，再到聯合國，都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產物。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蘇瑞福學生中心外展示的藝術家馬克·渥林格（Mark Wallinger）作品「顛倒的世界」政區地球儀。但是，近80年來的一大變量則是中國快速崛起。中國崛起前，源於自身實力不夠，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但中國崛起後，開始產生衝動，希望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秩序安排。
那麼中國想要什麼樣的世界秩序？習近平希望改變世界秩序，使其更適合威權統治者生存。
具體而言，中國並不打算使其他國家變得更像中國，而是希望建立一種「介入更少」的國際體系，使一個主權政府不必屈從於其他國家對於人權的定義。中國經常說「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都是基於這一原則，簡而言之就是「主權優先」，而非「人權優先」。
《經濟學人》評價認為，中國把「一帶一路」倡議變為拓展這種雙邊關係的重要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