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上層階級就是─皮凱提的盲區：《誰製造了貧窮》選摘

許多人大聲疾呼「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但實際經驗卻與這類言論大不相同，那些從底層入門工作幹起的人，往往能隨著時間逐漸爬到更高、薪水更多的職位，這是普遍的事實。與此同時，那些邁入中年且生產力與收入也攀到最高峰的人們，未來也不太可能再大幅提高生產力與收入。

另一項引用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數據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模式。該研究追蹤了在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間，有遞交所得稅申報表的個人。那些一開始位於最低二○％收入組的人，在這十年中，收入上升了九一％，亦即他們的收入近乎成長了一倍。而那些一開始收入位於備受矚目「前一％」的人，在同樣十年間，收入卻下滑了二六％。再次得證，那些基於不同時間、分類抽象的統計數據而大聲疾呼的主張，與事實完全相反。這類收入統計數據的階級被表述得似是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實人類的經歷，卻忽略收入組的成員其實不斷在改變。

近期另一項加拿大研究，則追蹤了一九九○年至二○○九年間特定群體的發展，並獲得了與美國研究非常相似的結果。那些一開始位於最低二○％收入組的加拿大人，其收入增加比例不僅比那些最初位於更高收入組的人來得多，實際金額也更高。然而同樣地，追蹤特定群體於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所得到的結果，與同時期內追蹤一群由變動成員組成的抽象收入組所得到的結果，恰好相反。加拿大的情況與美國相同，上層階級所得比下層階級所得增加得要快，此一情況也被描述得像是發生在特定一群人身上。

不幸的是，追蹤特定對象的研究，其成本往往比單純在抽象分類中匯總歷年數據的統計研究來得高昂，儘管後者研究的主體是一群分別處在各自人生不同階段的個體。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美國普查局與眾多統計單位所提供的資料中，有更多是關於抽象組別的資訊，而不是特定一群人於不同時間下的追蹤數據。然而，發生在抽象的收入組的事，長久以來卻被描述得像是特定一群人在不同時間下的經歷，並以「富人」與「窮人」來代稱。明明是在不同收入組短暫停留的現象，卻被討論得好似一種持續性的常駐現象。

對人類同胞的命運抱持關懷，是可以理解且值得被讚揚的出發點，但這與執著於抽象分類中的數字，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正如同托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教授在其著名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所言，「上層階級確實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世界」，此一描述完全罔顧美國絕大多數的家庭（五六％），在其一生中（絕大多數發生於晚年）皆曾站上頂層階級的事實。對多數美國人而言，去羨慕或憎恨頂層者，就是羨慕或憎恨自己。這甚至稱不上「階級鬥爭」，而是社會階級與年齡世代的混淆。 （相關報導： 變烏俄國運之戰：《黑土埋輪》選摘 ｜ 更多文章 ）

人們在討論收入差異的統計數據時，幾乎總是自動把收入差異視作社會階級差異，而不是年齡不同的人之間的差異。事實上，鮮少有人提及這些數字背後的「可能性」包括了社會階級或年齡世代，主流媒體更甚少去區別在何種程度上，可歸因於年齡差異，而不是社會階級差異。對收入與財富統計數據的熱烈討論，儘管內容精確，卻可能造成徹底的誤解。

即便是媒體經常談論的「頂層一％」，也是一二％美國人在其一生中曾經踏足的位置。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教授口中的「迷人的一％」，勢必有某種轉瞬即逝的魔法，畢竟絕大多數曾於一九九六年處在那個圈子裡的人，到了二○○五年都不在了。但在皮凱提教授的視角裡，頂層一％的人不僅活在他們那遺世獨立的世界裡，更「在社會上脫穎而出」並「對社會樣貌與政治經濟秩序帶來顯著的影響」。此外，據皮凱提的看法，這些人在他劃分的「階級」與「不平等結構」中都位居頂層。

然而，在「結構」與「過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皮凱提對一個人的收入會隨生命歷程即便只是短短的十年間，出現巨大改變的事實絕口不提。有超過半數的納稅人在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間，經歷了收入階級的改變，而此一現象在更早的十年間也發生過。舉例來說，位在中間中間二○％收入組的人，有四二％進入更高的收入組，與此同時，有二五％掉到更低的收入組，僅有三三％依舊不變。

皮凱提的關鍵失誤就在於將一個隨時間而流動的過程，轉化為僵直的結構那個或多或少就像是永遠獨立於社會之外、卻控制或影響社會他人的頂層一％。這顯而易見是一個與事實脫節的想像，無論他的觀察與當前盛行的成見是多麼地相符。 

皮凱提蒐集了許多國家的統計數據。但正如同J．A．熊彼得(J. A. Schumpeter) 很早以前就說過的：「你可以走得既遠又廣，卻仍放不下有色眼鏡。」對皮凱提蒐集的大量數據進行驗證，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或許也是一項不值得耗費時間與精力的工作，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這些數字是否精確，而是對這些數字「衡量了什麼」的錯誤陳述。不過，在此還是要順道說明，皮凱提反覆提出在前總統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任內，最高收入組的所得稅稅率為二五％，此一說法與美國國稅局的官方檔案相違背，後者指出一九三二年的最高收入組稅率為六三％。 （相關報導： 變烏俄國運之戰：《黑土埋輪》選摘 ｜ 更多文章 ）

＊作者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現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在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校教授經濟學，亦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誰製造了貧窮？：史丹佛經濟學家對貧富不均的思辨》（三民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