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在推動反福利國家運動時，其實是順勢搭上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重塑世界經濟的廣泛趨勢。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助力是，在大部分的「開發中」世界，它們的世界貿易迅速成長，而且運輸、通訊、金融，乃至電力基礎設施都日趨成熟，再加上南韓、台灣、巴西和菲律賓製造業的興起，大幅削弱北大西洋和日本等工業社會的組織勞動力。
工會組織長期以來都支持福利國家公平性再分配和機會均等的核心政策。但是在新的經濟條件出現後，它們很快失去籌碼，之後又失去成員，因為那時企業可以在不損及品質或是運送過程可靠性的情況下，將生產轉移到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省下更多的錢，英國的國有煤礦產業就是這樣的例子。柴契爾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大罷工中，瓦解礦工工會的權力，將大部分煤礦業私有化，並在隨後的十年間關閉幾乎所有英國國家煤礦場。在美國，雷根與空中交通管理員工會進行具有同樣象徵意義的鬥爭，他們與英國的煤礦工人一樣都受僱於政府。在這兩個例子中，經濟和技術變革都扮演關鍵角色：在英國，石油取代煤炭，成為英國經濟中的主要燃料；在美國，靠著電腦即可進行飛航安全控制，能飛的航班就跟罷工前一樣多。
至於新右派運動中的文化元素，則是反映出一九七○年代出現的至少兩種有別於以往的發展。一種是人口組成，到一九七○年代初期，大多數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平均每位成年婦女的孩子替代率不到兩個。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直到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生育率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但死亡率卻直線下降。因此在這二、三十年間，北非、中東、拉丁美洲和大多數亞洲地區都經歷人口爆炸性成長，而已開發國家卻面臨勞動力短缺。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歐洲移民湧入西半球、澳洲和其他一些地區。 （相關報導： 鴉片貿易，累積現代產業需要的資本：《遙遠的海岸》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但是到了一九六○年代，情勢卻反轉過來，有越來越多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移民流回歐洲。在短期內，數百萬歐洲人逃離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返回」歐洲，當中最大的一群是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回來的，約有一百八十萬法籍人士（包含法屬阿爾及利亞和法屬印度支那的人），然後是一九七○年代，約莫八十萬葡萄牙籍人士（包含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地），這樣的逆轉趨勢很快就成為定局。以美國為例，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拉丁美洲人與亞洲人取代歐洲人和加拿大人，成為當地最大的移民群體（圖表）。一九五○年，歐洲人占美國移民總數的六七％以上；到了一九九○年，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及少數的非洲人幾乎占了九○％。還有一項次要因素對於這個轉變也很重要，美國在一九六五年廢除一九二○年代實行的舊配額制，這套制度過去限制來自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移民，因此移民比例一直維持在十九世紀的舊模式。之後澳洲（一九六七年）和加拿大（一九七三年）也放寬對亞洲移民的限制。在美國新右派的訴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於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民權運動期間的發展，當時正逐步拆解種族歧視的法律結構，就像之前提過的，這種發展與種族主義政策和世界各地殖民帝國的崩解密切相關，而且是自發自覺的。一九四○年代和一九五○年代，非裔美國人在美國內部向北方和西方遷移，這對新右派在南方之外擴展勢力大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