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岡儒觀點：棄標奇案—網購運費264元遭通緝起訴案

「網購棄標遭起訴？」日前媒體報導基隆一位買家因故棄標，賣方提告後，由檢方依法通緝及起訴。基隆地院審理時，兩造和解及告訴人撤回告訴，法院依法判決不受理（下簡稱「該案」；詳基隆地院112年度易字第113號。相信一般民眾會想：「棄標也要被起訴？」以下請容筆者解析。

網購棄標遭檢方通緝及起訴？

該案之客觀事實：買家A女向網路賣家下標訂購戒指四只（含運台幣(下同)594元，貨到付款），賣家寄送後遭退回，經再次寄送仍遭退貨。據此，網路賣家認為「被棄標」進而提出告訴，主張受有運費264元財產上損失。試問：「檢方依法起訴該案，請問法院該如何判決？」（註：該案被告遭檢方通緝，其起訴案號111年度「偵緝字」第845號）

消費者網購棄標，涉及刑法第355條《間接毀損罪》規定：「意圖損害他人，以詐術使本人或第三人為財產上之處分，致生財產上之損害者。」實務上若要構成此罪，應有充足客觀事證及一定判斷基準。申言之，係以「故意、詐術、損害他人及致生他人損害」為構成要件，然而一般消費者「因故棄標是否會構成該罪？」答案應為否定。間接毀損罪之關鍵在於行為人「意圖損害之故意」及「施用詐術」，細部則包含使人處分財產及造成財產上損害（包含運費），若被告非故意或屬於過失，並不該當該罪！ 

該案偵查程序「被告遭通緝」乙事。筆者簡單說明一下，實務上院檢通緝被告頗為尋常，若經合法傳喚（例如投遞通知至戶籍地址）被告未到庭，當檢方傳拘不到時，依法可通緝被告。有趣的是，該案為網購，合理推測可知A女寄送地址及手機號碼，一般應不難查證被告住居現況，或得以手機、簡訊等聯絡，檢方是否有通緝必要確實有疑；經檢閱該案判決，檢方該起訴書無法查詢（僅有基檢案號，法務部連結顯示查無資料），無法確知檢方起訴之理由？或許該案被告經傳喚不到，乃至書記官致電聯繫不到被告？但承辦檢察官「為何認為已充足客觀事證」而得起訴？

被告未到庭說明，檢方之起訴標準？

先假設該案被告傳喚不到。檢方起訴當然需依客觀事證，「棄標案」之證據係由告訴人提供，但《間接毀損罪》應另行判斷「被告之故意」，當被告未到庭自辯及說明，客觀上確實有可能「因故棄標？」尤其是該案所涉權益輕微，其消費紛爭事實尚待釐清，當「是否惡意棄標確實有疑」，檢方該案起訴之標準為何？

刑事訴訟程序上「傳喚被告及尊重被告答辯」，屬於基本人權保障。曾幾何時「被告無法為己辯解、無法聲請調查有利證據？」恰如宜檢（前）檢察官吳志成「三年間共計101案，未傳喚被告逕自起訴？」同樣地，雄檢檢察官吳韶芹未傳喚遊民，採用公示送達聲請簡易判決？（註：遊民有至警局做筆錄喊冤，但雄檢卻未傳喚遊民到案；詳拙文《檢方作秀及辦案謬誤實相錄》）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如何避免「一帶一路」成為「毀滅之路」？法蘭西斯・福山有答案 ｜ 更多文章 ）

為避免檢方濫訴及維護《刑訴》基本人權保障，當嚴正檢討「乍看合理之檢方濫權行為」，若不嚴格把關，檢方辦案趨向濫權，只會離人權保障越來越遠。當少數檢方「佯稱依法、滿口正義」，實質上卻可能侵犯人權，更者流於政治打手遭諷鷹犬之譏。君不見，檢方高層成日作秀，編書成癮成癖，公器私用且浪費人民血汗錢？ 

檢方起訴書含藏的玄機、扣帽還是欲加之罪？

觀察該案起訴書（參考該判決書記載，推估之），此類犯罪有幾個關鍵詞值得特別注意：

「被告OOO『意圖損害』他人使人為財產處分之『犯意』，（加上時間地點、方式），『佯有』購買意願而下單訂購某商品，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及受有運費等處分財產『損害』。」（筆者撰擬《間接毀損罪起訴書》格式）

請細看關鍵字「被告意圖損害、佯有購買意願」等，檢方起訴（書）本質上係以「有罪」角度為論述，但該類型犯罪，事涉被告之主觀故意及損害意圖，當被告傳喚不到，是否已達起訴門檻？

準此，類同之客觀事實，刑案客觀事證判斷有其經驗法則之重要性及必要性，但如果檢方「欲加之罪」，於事證不足或有疑情況下，逕以「被告具有犯意，意圖損害、佯稱購買」這頂大帽子扣下來，被告遭起訴後只能由法院客觀聽審，期盼法院還其清白？誠然，個案中買家如「惡意棄標」造成賣家財產上損失，在客觀事證充足狀況下確實可依法提告，並由檢方偵查後起訴。若檢察官若認為罪證不足，則應作成《不起訴處分》。以下筆者舉例，實務上較無爭議之案例類型。

間接毀損罪之客觀論證及實務案例

智者以諭而明，請參考近年三則案例。《案例一：網購大量棄標案》被告以多數會員帳號網購且棄標，共計59筆（士林地院111年度審簡字第254）。《案例二：訂購便當棄單案》訂購30個便當，於訂購後任意棄單（新北地院110年度簡字第4147號）。《案例三：訂購飲料棄單案》訂購35杯飲料，於訂購後任意棄單（士林地院110年度審易字第746號）。

以上三則案例，係被告大量網購商品棄標，或訂購多數食品、飲料後「棄單」，因此若有客觀事證可判斷「惡意棄單（包含惡作劇）」，即得檢視是否符合《間接毀損罪》之構成要件。

依法論法，引用一則實務見解以明（節錄）：

「按刑法第355條《間接毀損罪》，本質為詐欺犯罪之態樣，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損害他人財產之意圖，以詐術使人為財產上之處分，始足當之，至行為人是否因此詐得財物或利益，則非所問。

又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者，在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未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是若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即『推定』被告自始即有損害他人之意圖。（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850號刑事判決）」

準此，該高院判決指出檢方公訴意旨「以被告事後拒絕履行契約，逕以間接毀損罪相繩，尚屬無據。」由此觀察《棄標未取貨該案》是否構成間接毀損罪？讀者們內心應有一把尺可供判斷。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如何避免「一帶一路」成為「毀滅之路」？法蘭西斯・福山有答案 ｜ 更多文章 ）

網路訂餐未取餐、網購未取貨，是否有刑責？

「網路訂餐未取餐」是否構成犯罪？筆者直接引用北檢之說明。筆者整理兩個重點（節錄）：「一、如果只是單純忘記，並非刻意以詐術使對方受到財產上的損失之意思，通常不會構成犯罪。二、要有不法所有或損害他人意圖之積極證據。」換句話說，惡意（故意）及造成損害，係主客觀上判斷量準，若無故意即不成立間接毀損罪，亦即「網購忘記取貨」不會構成間接毀損罪。但懇請讀者們注意，偵訊時若檢方透過訊問技巧，認為「被告具有未必故意（有預見且不違本意）」，則會進入該罪之範疇，針對檢察官之訊問，懇請小心回答。

另外，筆者提醒「惡作劇（大量）訂餐行為」，某些案例縱然無財產損失而不構成刑責（例如：棄單但店家未製作，或手工餅乾因保存期限較長，是否「受有損害」實務上有不同之認定），仍得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所定：「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等之行政罰。」得處以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行政罰鍰。

筆者曾任南區消基會委員，基於消費者保護也提出一個意見供參考。網購基本上屬於「通訊交易、郵購買賣」，消費者收到貨品前無法檢視貨品，曾有賣家揚言「不取貨就提告！」（笑），依《消保法》第19條規定，消費者有七天之猶豫期；除了生鮮食品、客製化商品或已拆封之私人衛生物品等，網路消費者「收貨前，正常取消訂單」並無問題，但特別提醒有些《臉書一頁式賣家》常有紛爭及詐騙情事，懇請注意。

因故棄標（取消訂單）與惡意棄標之別

回頭審視該案，可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檢察官通緝被告」並依法起訴。當該案被告經傳喚不到，是否就如起訴書所載「具有故意、意圖損害、施用詐術及造成損害？」誠然，網路賣家受有「運費之損失」無疑，但一件網路棄標案如何「肯認及解為間接毀損？」

透過該案，筆者認為無法排除「因故」之事實，也無法直接判斷被告具有「故意棄標之惡性」，當未聽被告辯解之前，檢方因傳喚不到而通緝暨起訴被告？本件棄標案，係一件涉案輕微案件（賣家損失運費264元），見微知著，或可觀察現行法制檢方濫權之危險及所生人權危害。

「千里來龍，此處結穴。」筆者本文開頭寫「因故棄標」四字，細心讀者們至此應可發現其中差異。細看「因故」二字，當依各種事態為證，越有正當理由者（例如：生病、處理緊急事故）則可判斷「並非故意、惡意」；反之，如消費者為「惡意棄標、多次棄標」等，其客觀事證則趨近《間接毀損罪》論證之範疇。筆者認為「正常取消訂單或因故棄標」，僅屬消費事件或民事紛爭，尚非刑法相繩之範圍。

後記：吃不飽的失智老人案

筆者昔年個案，有位高雄市獨居老人在左營高鐵站前後拿了三個便當食用，經巡警查獲移送竊盜罪。案經子女求助偕同老人諮詢，筆者問：「您怎會拿三個便當？」老人回答：「（台語）我吃不飽！」乍看似乎應成立竊盜罪？

前後講了快兩個小時，老人家言詞有時正常，有時又似乎遺忘？筆者愕然察覺老人家可能罹患失智症，推測應是「（台語）吃不知道飽。」於是敦請子女陪老人家至教學醫院診療，果不其然，老人已罹患中度失智症。而陪伴訴訟之過程，老人家每多自責，情緒低落甚至有自殺傾向。筆者跟其子女數度懇談，懇請子女多加關心及照顧，避免老人因獨居產生悲劇。

該偷竊便當案，後來筆者帶著老人家前往店家致歉及賠償費用，並向檢方檢附《教學醫院失智證明》，以及聲明子女已將獨居老人帶回台南照顧，當無再犯之虞。衷心感謝檢方，對此案作成不起訴處分，當真功德無量。

一個偷竊便當個案，一位吃不飽的老人，真實情況為「老人失智」、「吃不知道飽」，同樣類似的客觀事實，草率與明辨之間，相去何啻雲泥？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如何避免「一帶一路」成為「毀滅之路」？法蘭西斯・福山有答案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執業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第15屆人權委員會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