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黨」與「紅二代」是兩個經常混用的名詞，指涉對象約略相同，在視為政治派系時，多使用「太子黨」，其他狀況則使用「紅二代」。
許多人在研究中共政治生態時，對於是否能將「太子黨」視為一個政治派系存在爭議。支持者認為，這群人先天上有共同出身背景，後天上則均享受特殊待遇，並且藉此牟取政治或經濟利益；反對者則認為，相較於「江派」、「團派」，這群人欠缺被視為共主式的領導人，也沒有明顯的政治衣缽傳承或拉拔提攜關係，至多是一個鬆散的利益共生體。本文無意糾結於派系的認定問題，畢竟無論「太子黨」是否為派系，都是一個確能在政壇發揮影響力的特殊群體。
習近平執政初期，「江派」勢力龐大，鞏固權力的方式是聯合「團派」及「太子黨」共同打擊「江派」，而在這兩個政治同盟中，習近平本身就是高幹子弟，與「太子黨」的友好程度更勝「團派」；待第一個任期結束後，已基本壓制「江派」氣焰，遂開始在各部門安插自家人馬，與「團派」、「太子黨」關係漸行漸選，同時因多位「太子黨」成為打貪反腐對象，更令這個群體對習近平從最初的支持轉為不滿，多數人選擇明哲表身，雖亦有少數人公開反對習近平集權，但並不足以形成制約力量。
「紅二代」與習近平的互利關係
「紅二代」依出生先後，可略分為三個世代：第一批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即已送往蘇聯學習者，「喝延河水長大，喝伏爾加河水成才」，在文革前返回中國工作，代表性人物是江澤民(被過嗣為中共早期幹部江上青養子)、李鵬(中共早期幹部李碩勛之子、據傳為周恩來養子)，後來都成為「第三代領導」重要組成分子；第二批是在中共建政後成長，文革前正在讀大學或剛畢業，這批的人數最多，也有很多進入黨政軍高層，但因年齡結構關係，少有進入權力核心者，因此「第四代領導」中並無他們的身影，反而是由共青團出身的胡錦濤、或技術官僚型的溫家寶等人擔任國家領導，並大量提拔「團派」幹部；第三批出生於中共建政後，文革時期多就讀於北京的中小學，許多人成為紅衛兵，但隨著父母遭批鬥而跟著失勢，在「上山下鄉」政策下外放，直到文革後期才重返城市。這批人多數從商，少數從政者，則在文革結束後出現大量幹部空缺下被破格提拔，如習近平、薄熙來、王歧山、俞正聲等都屬於這一世代。
這群人的父祖輩，許多在文革時期相互批鬥，原應互為仇視，然而在改革開放後，儘管他們對於政府及政策的看法未必一致，卻因具有「紅色血統」的最大公約數，成為渠等與其他群體區別的明顯分界，迅速一笑泯恩仇，並成立大量聯誼性組織，目前這類組織主要由前述第三批「紅二代」及其下一輩構成。與前一世代相較，這群人投身政治者較多，且年齡恰好趕上中共意欲拔擢高幹子弟的政策，具有足夠影響力，而聯誼會則成為他們藉以發揮集體影響力的平臺，對於習近平的上位及至後續施政，具成相當影響力。
這類型組織在改革開放後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舉其大者有「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北京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中共黨史研究會井崗紅軍人物研究分會」、「西花廳聯誼會」、「紅岩兒女聯誼會」、「北京西路軍後代聯誼會」、「東北軍愛國將士後代聯誼會」、「北京東北抗聯後代聯誼會」、「北京中直育英同學會」、「北京八一學校校友會」、「北京育才學校校友會」、「北京十一同學會」、「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等。類似組織中，過去最活躍的是隸屬於中共中央黨校、並由中共元老彭真擔任榮譽會長的「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約有一千名成員；近年異軍突起的則是「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
1984年4月，北京101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育才學校第55及56屆校友聚會中，成立了「新華兒女聯誼會」，之後又開放其他以高幹子弟為主的學校畢業者參加。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籌備會上，決議將組織改為「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並將「延安兒女」定義為「父輩在延安生活、工作過的後代和在延安出生、學習、成長起來的孩子們」。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校友都能成為組織成員，僅限在校內享有「供給制」者始具入會資格。所謂「供給制」，即由公費支應在校開銷，是高幹子弟的特殊待遇。
「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近年成為所有紅二代組織中聲勢最浩大、活動最頻繁、對當前政壇最具影響力者，與其堅定支持習近平領導有關。前述由「紅二代」組成的組織，在習近平上任並推動反腐政策後，逐漸形成分野。中共18大之前，習近平與薄熙來兩名「紅二代」間的權力鬥爭，是造成該群體出現裂痕的首次導火線。之後習近平推動「打貪反腐」，觸及了部分「紅二代」利益，堅定擁護當局政策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儼然成為「紅二代」組織的欽定代言人，其他組織則在「西瓜偎大邊」效應下，逐漸銷聲匿跡，政治影響力日趨式微。
在習近平上位前，該聯誼會已決議支持習近平，而非薄熙來。2011年1月，該聯誼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陳東海(前廣東軍區副司令陳光之子)將討論結果以《我們對18大的建議》為題公布在左派網站。該文觀點主要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面臨最大問題是貧富差距懸殊、貪瀆腐敗嚴重，亟待習近平上任後推動政治改革。習近平甫上任，即如火如荼的推行「打貪反腐」，某種程度上，正是在回應這項訴求。
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中，該聯誼會不遺於力支持其所推動的各項政策，每年的新春團派均號召近千人集群北京，由會長胡木英(胡喬木之女)上臺發表激揚的演說。其中2015年的團拜場合，更邀集了十多個「紅二代」組織、千餘人共同響應，場面猶如一場聲勢浩大的「挺習大會」，對習近平穩固權力頗有幫助。
「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多次公開宣示效忠，也得到習近平正面回應，兩者存在著一種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習近平扶持該聯誼會的具體案例，是讓其壟斷「紅二代」的發言權。在習近平執政期間，多個試圖申請的「紅二代」聯誼性組織，包括「毛思想研究會」、「國家統一協會」、「保釣聯合會」等，竟沒有一個獲得批准，可見習近平有意讓「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做為掌握所有「紅二代」話語權的唯一發聲筒。
除王岐山、俞正聲、劉源、胡木英等人外，其他與習近平關係匪淺的「紅二代」還包括陳偉力(陳雲長女)、葉選寧(葉劍英次子，曾是公認的「太子黨老大哥」)、胡德平(胡耀邦長子)、耿瑩(耿飇長女)、劉亞洲(李先念女婿)。這些人的力挺，被認為是習近平得以在上位後迅速挫敗「江派」，未淪為胡錦濤般「弱主」的重要原因。
「紅二代」由「挺習」轉趨質疑
從2014年至2019年，「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每年新春團拜都有記者報導，向外界釋放「挺習」的意圖明顯，然而自2019年後，已不再出現這類新聞，甚至當年度聯誼的出席者只有二百餘人，與過去動輒千人的場面相差懸殊，似在暗示該聯誼會對習近平的支持態度正在轉變。
「紅二代」過去積極支持習近平的原因，可分為兩個面向：對於本身操守良好者，企盼習近平能推動改革，改善社會風氣、消弭貧富差距。中國社會內部，一直不乏對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政策持質疑態度的「新左派」分子，認為毛澤東思想更適合社會發展。這樣的聲浪，在中國社會貧富分化、中共黨內貪污腐敗下日益高漲，但卻是被當局打壓的，因而有部分「紅二代」將習近平視為帶領中國重回社會主義理想的領導者；對於操守不佳者來說，他們表面上高呼支持打貪，實則害怕反腐會反到自己身上。這些人常年利用特殊身分聚斂不義之財，因此設法緊抱習近平，以避免成為遭整肅對象。
習近平在2018年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並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後，「挺習」聲音在「紅二代」群體中逐漸消失。一方面，他們發現在習近平集權過程中，試圖推動個人崇拜、限縮其他人政治參與，且只提拔自家舊部，「太子黨」在習近平治下能獲得的晉升機會，甚至少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另方面，許多人逐漸體認到，習近平只是利用「打貪」來清除政敵，多位因涉貪而落馬的「紅二代」還可說是罪有應得，但習近平縱容自家派系貪腐，使得貪腐集團只是從一批人轉移到另一批人，且他也未設法消弭貧富差距，所提出的一些左傾政策(例如強化供銷總社)或行為(例如參訪被視為「共產革命基地」的延安)皆無法見效，依舊在向市場經濟靠攏。
而令所有「紅二代」群體徹底心寒的，或許是習近平對待王岐山及劉源的態度。這兩人是「紅二代」群體在習近平政府內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協助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推動打貪的左右手。習近平在成功拔除徐才厚、郭伯雄勢力後，旋即將劉源棄若敝屣。劉源的軍職任期於2015年12月屆滿，外界一度認為劉源憑藉打貪有功，頗有機會晉升軍委會副主席，至不濟也該是軍委會委員，孰料最後僅獲得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委的閒缺，甚至該委員會主委還是名不見經傳的李盛霖，頗有羞辱意味。對此，有些評論認為習近平之所以在對待劉源時顯得薄情寡義，係因劉源在當年習、薄角逐大位時選擇站在薄熙來一邊之故。
「紅二代」對於這種解釋或許尚能接受，但之後卻連長期效忠習近平的王岐山也同樣遭受冷落，無疑是壓垮他們對習近平信心的最後一根稻草。王岐山於2017年中共19大後，因年齡限制無法留任政治局，成為一介普通黨員，但隨後又在2018年3月接任國家副主席，被譽為7席常委以外的「第8常委」。國家副主席屬於榮譽性虛銜，權力大小端視國家主席的授權程度。一開始，習近平確實在金融領域充分授權，在中、美貿易紛爭初期，王岐山多次前往美國參與談判，然而2020年3月，被視為王岐山親信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因案遭調查後，關於習、王關係生變的傳聞不脛而走，之後又陸續有多位王岐山親戚、心腹因案遭調查，王岐山也自此被排除於權力高層之外。
王岐山的失勢，引發「紅二代」普遍性恐慌。習近平當初雖是在「紅二代」簇擁下上位，但在第一個任期中，僅特別重用王岐山、俞正聲、劉源等少數官至高位者，並未特別拉拔其他人；到了第二個任期，政治局常委中，除習近平本人外，勉強具有紅色血統者只剩栗戰書(他的父親並非高官)，及王岐山以國家副主席身分留在政壇，然而隨著他在任期後半段逐漸淡出決策核心，2023年3月後，更與栗戰書一同全面退出政壇，「紅二代」也猶如淪陷了在中共高層最後的橋頭堡。
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期間，曾慶紅曾被視為「紅二代」精神領袖；待習近平上位後，這個角色自然轉移到其本人身上。然而，習近平大張旗鼓執行打貪，使不少人對於習近平的期待轉為失落，所幸有王岐山、劉源兩位「紅二代」要角做為「擋箭牌」，才沒激起更大反感。2018年「兩會」召開時，習近平已透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權力基礎已相對穩固，卻仍願意將國家副主席榮銜交給王岐山，存在籠絡「紅二代」意圖；待2022年中共20大後，習近平長期執政已無懸念，新任政治局常委全是自己過去的舊部，「紅二代」的失落可想而知!
除失去在政治局中的利益代表外，「紅二代」對習近平更深層的不滿，來自習近平試圖集權之舉，打破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內部多項政治慣例。自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後，多位「紅二代」對其行為公開批評，包括：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父母均曾參軍)多次撰文批評習近平，尤以「習近平的弱點-狂妄與偏執如何威脅中國未來」一文最負盛名；地產大亨任志強(其父任泉生曾任商業部副部長)批評習近平為「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筆名「老鬼」的知名作家馬波(其父馬建民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黨委書記)亦表態「紅二代不應該特殊、搞終生制」，並發表《反對修憲五點意見》；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據聞曾多次批評習近平，2023年4月後離奇失蹤迄今，可能已遭整肅。
這些敢於公開批評者，均不是官場中人，但他們對於習近平集權、連任的反對，在相當程度上能代表「紅二代」群體心聲。一方面，習近平若不斷追求連任，猶如將其他人的上位機會堵死；另方面，倘若習近平集權後能示惠於「紅二代」，或許還不致遭多數反對，然而事實是其在中共20大後拔擢進入政治局者均為自家舊部，利益分配不均，自然激化「紅二代」群情不滿。
「上下交相賊」下 無法成為制約力量
「太子黨」能夠在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朝成為一股政治勢力，有其特殊時空環境背景：就思維層面而言，是以陳雲為首的中共元老普遍抱持「權力應交給自家子弟」心態；就政策層面而言，是鄧小平、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推動的「幹部年輕化」、「第三接班梯隊」；就政治層面而言，是江澤民在初登大位時權力基礎不穩，乃藉由曾慶紅引進了大量高幹子弟相挺。三者結合，造就了自1990年代開始，大量「紅二代」前仆後繼的進入政壇，形成了一股被外界稱為「太子黨」的政治勢力。
做為一股政治勢力，「太子黨」在2002年中共16大初次嶄露頭角，該屆政治局中，具有紅色血統者計有政治局常委曾慶紅，政治局委員俞正聲、賀國強；2007年第17屆政治局有常委習近平，委員王岐山、劉延東、俞正聲、賀國強、薄熙來；2012年第18屆政治局有常委習近平、王岐山、俞正聲，委員劉延東、栗戰書；2017年第19屆政治局有常委習近平、栗戰書，委員張又俠、劉鶴，以及號稱「第8常委」的王岐山。然而在2022年中共20大後，僅剩常委習近平及委員張又俠兩人，且這兩人都是在違反年齡慣例下破格留任。
造成具有紅色血統者自中共18大後在政治局所占席次每況愈下的原因，除1980年代順應「幹部年輕化」而被提拔者均已逐漸老邁、自然離任外，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沒有再提拔其他「紅三代」或「太孫黨」進入中央，背後原因可能出於：首先，「太子黨」能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晉升，原是中共高層出於維持政治穩定下的破格考量，並不意味這些人有足夠能力(最有名的當推毛澤東之孫毛新宇)，習近平在本身權力穩固後，自不願再對這種憑藉「血緣」上位者多所拉拔；其次，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革命偉業」距今已久，他們的子孫輩已愈發不易以先人的功績做為從政跳板，這使得習近平就算有心提拔這群人，也必須考量社會觀感；再則，新一代的政治官僚在中共元老卸任後崛起，例如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均沒有紅色血統，這些人的子侄輩被稱為「官二代」，對時局的影響力並不亞於「紅二代」，習近平在利益分配時也必須重視這群人的利益；此外，「紅二代」在與習近平相處時，多半希望以較為平行的關係互動，畢竟當年他們的父輩有不少人位階是高於習仲勳的，這使得習近平無法以「俯視」的態度面對他們，遠不如與曾為自己下屬者相處般自在；最後，「太子黨」在意識型態上過於極端，無論是主張重返毛澤東時期配給式經濟的極左派思想，或者試圖在自由市場中憑藉權貴身分牟取個人私利的極右派思想，都與執政者面對的現實環境不同。
在以上多重因素下，「太子黨」完全於政壇銷聲匿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觀諸歷史發展，在時間推移下，帝室之冑淪為販履之徒本就是必然之勢。值得注意的是，「紅二代」雖已幾乎離開政壇，但在商場上，仍掌握相當大的力量，且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倒不是出於政府的刻意保障，而是特定產業界的「先發者壟斷優勢」。改革開放初期，在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想法下，「紅色家族」首先受惠。美國《彭博社》曾對此問題做過深入報導，指出「紅二代」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占據了國有企業重要職位，或是利用特權壟斷特殊產業，例如軍工業或煤鐵、石油、稀土開採。他們將聚積的大量財富匯出海外後(尤其是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又利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契機，大舉將資金投入房地產、金融、大宗商品等行業，錢滾錢之下，許多人成為企業鉅子。這就造成，整個中國無論是國有或私營企業，都幾乎被「紅二代」根深蒂固的牢牢把持。
這些在商業領域的「紅二代」人數，遠遠多過於政界，而他們中大多數選擇服從當局政策，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只是下場普遍悽慘，例如前述房地產大亨任志強，便因批評習近平集權及防疫不利，於2020年遭貪污收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讓其他意欲批評者紛紛噤聲。
質言之，「紅二代」以權謀私，雖在商場上賺進大把鈔票，但也留下了容易遭查緝的把柄，這使得他們縱然對於習近平集權有所不滿，在「上下交相賊」-習近平獲得政治權力、「紅二代」獲得經濟利益-的特殊關係下，仍選擇明哲保身，因而無法成為有效的制約力量。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