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了習近平集權的基礎後，第二部份將探討何以在習近平的集權之路上，竟然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
毛澤東時期，領導人個人權力雖大，但在許多關鍵問題上仍需要政治盟友，例如「抗美援朝」係得到彭德懷支持(其餘政治局成員均反對)、發動文革係得到林彪支持；鄧小平時期，則有以陳雲為首的元老勢力，對改革開放造成一定掣軸；江澤民執政前期，鄧小平尚在世，即使後期也有其他黨內元老及做為隔代接班人的胡錦濤等制衡力量；胡錦濤時期，則處處受江澤民限制。
習近平執政後，政壇上至少有三股力量：以江澤民為首的「江派」、以胡錦濤為的「團派」、由高幹子弟構成的「太子黨」，此外中共多位在世元老也仍有活動能力，改革開放後崛起的民營企業對政治亦有一定影響力。然而這些勢力，卻逐一被習近平離間、打擊殆盡，以至在中共20大召開前，竟沒有人對習近平打破任期限制之舉提出異議。
江澤民卸任後仍活躍政壇二十年的「江派」
「江派」係指一個以江澤民、曾慶紅為核心的政治派系，因主要人物多發跡於上海，裙帶關係下許多同地出身的政治人物日後都被拔擢到高位，因而又被稱為「上海幫」，惟本文立場認為，上海自清末以來即長期做為中國金融中心，自上海嶄露頭角的政治人物不計其數，例如上海出生的中共元老陳雲，早年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中共建政後其派系人馬即被稱為「上海幫」(儘管這個稱呼之後未被廣泛使用)；文革時期「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有在上海工作經驗，江青也一度活躍於上海電影圈，使得這個利益群體也一度被稱為「上海幫」；此外，習近平亦曾於2007年短暫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日後提攜了許多上海舊部(著名者如丁薛祥、楊曉渡)，被稱為「新上海幫」。
另一個不宜以「上海幫」稱呼江澤民派系的原因是，該派系雖以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期的舊部為主體，但江澤民晉升總書記後，為兼顧區域平衡，並不只是拉拔上海舊部。這種做法，可追溯到毛澤東在人才拔擢上堅持的「五湖四海」原則，即菁英必須自各區域、各領域甄補，方能掌握全般、多元並重，並強化統治集團的代表性。在江澤民派系內部，依照出身背景、職掌內容、產業類別、區域範圍被細分為多個子派系，諸如太子黨(依出身背景)、秘書幫、政法幫(依職掌內容)、石油幫、電力幫(依產業類別)、遼寧幫、四川幫(依區域範圍)，上海幫雖是其中最重要者，但不能代表「江派」全體。
江澤民生於揚州富裕人家，叔父江上青是中共早期黨員，抗日戰爭時不幸陣亡，江家為免其絕嗣，遂將江澤民過繼之。這層關係，對江澤民日後上位頗有幫助，因為包括後來的上海市長汪道涵、開國上將張愛萍均為江上青舊交，尤其汪道涵在上海市長任內對江澤民提攜頗多，張愛萍則在江澤民爭取軍方支持上，發揮了一定效果；此外，作為江上青義子的身分，也讓後來鄧小平意欲拉抬江澤民時，找到了一個將他視為「紅二代」以俾服眾的合理說法(當時另一位元老陳雲更屬意李鵬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周恩來的養子，係「根正苗紅」的「紅二代」)。
1989年5月中旬，中共內部對於是否鎮壓群集於天安門廣場的學運陷入分歧，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鄧小平授意下秘密抵達北京。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住處就此議題進行表決，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姚依林、中紀委書記喬石表態支持武力鎮壓，以「3：2」結果，力壓主張與學生對話的總書記趙紫陽、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六四鎮壓後趙紫陽於，6月23日被迫去職，江澤民接任總書記，復於同年11月自鄧小平手中接下軍委會主席，這是他與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根本上的區別，意味已基本獲得元老集團的信任，由此開啟隨後長達13年的執政生涯。
2002年江澤民雖卸任總書記，然而在此後的20年中，其派系勢力依舊盤據中央。中共第16屆至第19屆政治局常委中，被認為屬於或親近「江派」者包括：第16屆常委中的吳邦國(全國人大委員長)、賈慶林(全國政協主席)、曾慶紅(國家副主席)、黃菊(國務院副總理)、羅幹(政法委書記)、李長春(文明委主任)；第17屆常委中的吳邦國(全國人大委員長)、賈慶林(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長春(文明委主任)、賀國強(中紀委書記)、周永康(政法委書記)；第18屆常委中的張德江(全國人大委員長)、俞正聲(全國政協主席)、劉雲山(文明委主任)、張高麗(國務院副總理)；第19屆常委中的王滬寧(文明委)、韓正(國務院副總理)。
從這份名單，可看出「江派」勢力隨著江澤民退出政壇愈久而愈趨衰退：在第16屆9席常委中占6席、第17屆9席常委占5席，均以絕對優勢力壓時任總書記胡錦濤領導的「團派」；到了第18屆常委，仍在7席中占有4席，過半優勢仍在；然而到了第19屆常委，只剩2席被歸類為「江派」人馬，且還是學者出身、派系屬性不強的王滬寧，以及與各方勢力都交好的韓正(他早年也曾參加共青團)，顯示「江派」勢力在中共第19大後已迅速殞落，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習近平人馬羽翼已成。
其實早在習近平上任前，胡錦濤就曾試圖制約「江派」的政壇影響力，雙方在2007年中共17大召開前夕做了一次激烈攻防。當時胡錦濤同樣是藉著打貪名義，對「江派」成員動手，成功迫使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政治局常委黃菊下臺。首先是在2007年初，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推動的社會保險基金制度不符當時法規而被控貪瀆下臺，但諷刺的是，在他入獄後不久，中國即修法推行全國性社會保險基金，致使得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場「冤案」，目的是胡錦濤試圖藉此打擊這位江澤民的「隔代接班人」；接著是黃菊於2007年6月病逝，由於中共官媒對其死因未明確交代，死亡消息發布的時間也被質疑晚於外國媒體，加上身後諡詞也未特別表彰(僅使用「優秀黨員、共產主義戰士、卓越領導人」)，使得對於其死因的陰謀論四起，較持平的說法是「團派」試圖追查黃菊貪污情形，致其壓力過大、精神不勝負荷。
在陳良宇入獄、黃菊死亡後，胡錦濤對「江派」的打擊後繼無力。一方面，這兩起案件均未掌握關鍵證據，以致中國至今仍有民眾認為應為陳良宇平反；另方面，「江派」歷經這波打擊後，縱有損失，但仍透過兩位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牢牢掌握軍方，「團派」尚無足夠政治實力挑戰，以致欲振乏力，未能如習近平般地掀起全面性肅殺氛圍。
習近平受「江派」推舉上位
江澤民於2002年11月中共16大卸任後，將總書記交予鄧小平早已安排好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但同時為了延續其派系政治利益，將該屆政治局常委由7席擴大為9席，是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政治局常委席次，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該屆領導人權力集中程度，因此席次擴大之舉，猶如註定了胡錦濤的「弱主」地位，及江澤民的持續干政。
該屆常委中，除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外(吳邦國雖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出身，但與胡錦濤同為安徽老鄉及清華校友)，其餘6人均被視為「江派」人馬(曾慶紅、賈慶林、黃菊是核心，吳官正、李長春、羅幹屬外圍)，擴編之舉被認為是對胡、溫權力的稀釋，外界對此評為「九龍治水」。
政治局常委中，年紀最輕的李長春(1944年生)僅比胡、溫(均為1942年生)小2歲，經驗上難被視為接班人；政治局委員中，年紀較輕的則是陳良宇(1946年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劉雲山(1947年生，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因此有媒體揣測，自擔任上海市黃浦區區長以來即一路受江澤民提拔的陳良宇，較有可能成為隔代接班人。這種觀點，若以現在的角度看，會認為陳良宇在年齡上不具接班機會(陳良宇若於2012年接班，已66歲，在「兩屆10年」限制下，最多只能做一屆)，然而在年齡劃界還未成為潛規則的2002年，並非不可能，因為1992年江澤民第一個任期開始時，正好就是66歲(江澤民雖於1989年6月即出任總書記，但因是接任趙紫陽遺缺，使得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這段時間，並不在「兩屆10年」的計算方式內)。
在中共第16屆政治局中，江澤民未師法鄧小平在常委中安排隔代接班人，僅在委員中安排了較具接班態勢的陳良宇，一般認為係因其不具鄧小平般的權威之故。被視為江澤民隔代接班人的陳良宇，在2006年9月被控貪瀆而遭「雙開」(撤銷黨籍與公職)，欲在2007年中共17大「入常」已不可能，「江派」頓失合適的隔代接班人選；與此同時，由胡錦濤領導的「團派」，則相中了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李克強與胡錦濤有許多共通背景，包括祖籍同為安徽、沒有顯赫身世、均曾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這使得「團派」早早就將李克強視為接班人培養，在胡錦濤卸任後的繼承人選安排上，反而搶先「江派」一步。
「江派」重新物色後，決定支持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接班，可能原因有：薄熙來本身是「紅二代」中極早嶄露頭角者，外型、學歷、英語能力俱佳，在「紅二代」群體中有高支持度；1992年鄧小平不滿江澤民日趨保守的改革作為，意欲再次撤換總書記，薄熙來父親薄一波以一句「事不過三」勸諫，始打消此念；薄熙來擔任遼寧省長期間，響應江澤民打擊法輪功政策，使得江澤民無須擔心日後薄熙來上臺後會以「迫害法輪功」為由對自己進行清算。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前述優勢，從反面看可能都是劣勢：薄熙來本身性格過於高調、張揚，以商務部長身分出席外貿談判時，被批評我行我素、獨斷獨行，不符合中國官場對於政治人物應低調、內斂的要求，甚至引發作為直屬上級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強烈不滿；薄一波在黨內多次構陷他人(包含胡耀邦)，樹敵太多，人緣不佳；打壓法輪功之舉，使得薄熙來與江澤民、羅幹等人在多國法院成為刑事被告，國際形象極差。
出於以上顧忌，「江派」不敢貿然將薄熙來推出，但仍必須設法阻止李克強上位，於是提出了權宜人選-習近平。就「江派」觀點看，習近平畢竟與薄熙來同屬「紅二代」群體，掌權後會力保權貴子弟的特殊地位，加以習近平貌似溫和、木訥、「人畜無害」，待阻擋了「團派」人馬上位後，再設法除去即可；「團派」則認為，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為1980年代改革開放推動初期健將，理念與胡耀邦相近，同屬黨內改革派、開明派，而胡錦濤、溫家寶均曾受惠於胡耀邦(胡耀邦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時，是胡錦濤的頂頭上司，任總書記後又拔擢溫家寶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使得他們願意接受由習仲勳的後人接班，並相信習近平上臺可確保改革路線延續。於是，習近平就在兩派雖非最滿意、卻都能接受下，以雙方妥協出的「最大公約數」方式出線。
雙方達成由習近平接班共識後，為彌補習近平經歷上的不足，於2007年3月將習近平由浙江省委書記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原本預料晉升的上海市委代理書記韓正則意外落馬)；同年10月，習近平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僅7個月情況下，就在中共17大直接晉升政治局常委(跳過政治局委員一級)，並兼任國家副主席；至於「團派」屬意的李克強，也同樣直接晉升政治局常委，並兼任國務院副總理，預計在下屆接任國務院總理；「江派」屬意的薄熙來，則以重慶市委書記身分進入政治局，但未能擔任常委，看似遠離權力中心，實則從其之後開啟了風靡一時的「重慶模式」看，頗有與中央互打擂臺意味。
習近平執政後「江派」迅速潰散
許多媒體報導時，常提及「習近平是江澤民的隔代接班人」，這種說法若非過於簡略，便是對「隔代接班」制度的無知。實則，江澤民因不具備鄧小平般的權威，完全照其意志安排隔代接班人是很困難的，只能設法與對手派系妥協。因此，「江派」雖在習近平上位過程中發揮一定推舉作用，卻不能將習近平視為其隔代接班人；相反的，習近平巧妙利用派系矛盾，在情勢不被看好下巧妙制約了「江派」發展，僅以一任5年時間，就幾乎讓「江派」於政壇銷聲匿跡，無法在習近平集權之路上發揮制衡作用。
2012年習近平上位時，江澤民已高齡86歲，一般普遍認為當時「江派」實際領導人是曾慶紅(他比江澤民小了13歲)。「江派」被視為在習近平上位後第一個欲消除的舊勢力，有多重因素：首先，習近平深知自己不是「江派」最屬意的人選，隨時存在被撤換風險，就算當時薄熙來已倒臺，「江派」仍不時對習近平發動攻擊，若不反擊，恐將危及人身安全；其次，就算「江派」不反對習近平長期擔任總書記，仍會試圖干政，習近平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親眼目睹胡錦濤是如何處處受到「江派」制約，自不願淪為弱勢領導；再則，「江派」作為當時政壇最大政治勢力，樹大招風下，成為其他派系試圖攻擊的目標；最後，「江派」主要人物均發跡於上海，上海長期是中國金融中心，貪腐、官商關係異常情形遠甚他處，欲推動打貪反腐，必先從上海做起。
開啟習近平打擊「江派」的契機，是2012年的薄熙來案。薄熙來自2007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後，藉由「唱紅打黑」創造了名震一時的「重慶模式」，民間支持度大增，也讓即將卸任的胡錦濤、溫家寶深感芒刺在背，唯恐他的存在將威脅習近平的統治地位，乃決心在習近平上位前將薄熙來除去。
2012年2月，被薄熙來禮聘而來的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私自駕車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並揭露薄熙來貪瀆不法情形。薄熙來於3月份前往北京參加「兩會」後，隨即陸續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職務，9月更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調查。同年11月習近平就任總書記，此時他對於如何處理薄案有兩個選擇：持續追查，或輕輕放下。而他選擇了前者。
持續追查的結果，除令薄熙來在2013年遭判處無期徒刑外，更如「拉粽子」式的不斷將隱身幕後的共犯結構揪出，受牽連者中，又以曾任中共第17屆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層級最高。周永康是「江派」核心人物，畢業於北京石油學院探勘系，長期在石油相關部門及企業任職，曾任國土資源部長、四川省委書記，2007年中共15大後，升任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其拉拔的人馬被分為石油幫、四川幫、政法幫，均可視為「江派」中的子派系。
由於政法委書記掌握司法、檢察、公安部門，王立軍事件爆發後，周永康被懷疑將案件相關訊息洩漏給薄熙來；隨後政治局常委會表決是否免除薄熙來政治局委員職務時，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的周永康是少數持反對意見者；薄熙來被捕後，據稱周永康一度調動武警試圖包圍領導人辦公區域，所幸胡錦濤預先聞訊，先一步調軍隊「進京勤王」。
習近平上位後，雖已掌握周永康不法情事，但並未馬上發難，而是等到薄熙來案判決後，才於2014年立案調查。周永康於2015年被判無期徒刑，隨後被香港媒體指稱為密謀政變的「新四人幫」之一，成員另有薄熙來、與前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劃。據《亞洲週刊》等媒體報導，以這四人為主的政治集團，企圖透過奪權方式，阻礙習近平、李克強接班計畫。就實際判決結果觀之，這四人遭起訴或判決的事由主要均為貪瀆，並沒有內亂罪，真相究竟為何，外界也只能霧裡看花。但無論如何，「新四人幫」垮臺，對於「江派」政壇影響力確是一大重挫。
隨著「江派」人士相繼被以貪瀆名義剷除，政治局內的權力關係，也開始發生微妙的重組。在中共第18屆常委就任之初，張德江、張高麗、俞正聲、劉雲山被歸類為「江派」，李克強屬「團派」，王岐山則沒有明顯派系歸屬。習近平利用與王岐山為舊識之便，首先達成政治結盟，隨後又拉攏了同樣處於孤立狀態的李克強，在政治局常委中形成「3：4」格局，只要再臨門一腳，就可反超「江派」，同屬「紅二代」的俞正聲，遂成為習近平積極爭取的對象。
2014年8月，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邀請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至政協會議做報告，這項並無先例的舉動，被解讀為「習-王-李-俞」政治聯盟成形。隨後，俞正聲在四川為曾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的堂祖俞大維修築墓園，由於此舉極具政治爭議，未獲得國家領導人同意幾乎是不可能的，此舉猶如向外界宣示俞正聲已徹底倒向習近平。
除人事上的攻防外，習近平對「江派」的打擊也延伸到媒體領域。中共派系之間經常透過媒體批評對手，過去毛澤東就經常在《人民日報》撰文針貶時政或人物。習近平執政後控制了所有官媒，「江派」欲製造對習近平不利的輿論，只能透過海外媒體，同樣使用中文、且資金流通較便利的香港媒體圈，乃成為「江派」主要發聲管道。據稱，2010年被香港商人于品海收購但總部設於北京的「多維新聞」、2015年被阿里巴巴集團總裁馬雲(據傳為「江派」金主)收購的香港「南華早報」，均成「江派」御用媒體。
2018年3月，習近平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同年11月「多維新聞」發表一篇批評習近平的文章，暗示習近平該主動退休；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後，「多維新維」又多次抨擊習的防疫政策。2022年4月「多維新聞」突然宣布停辦，原因不明，很可能是出於無奈下的決定；「南華早報」則曾在2017年報導時任習近平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栗戰書家族斂財、2021年報導中批評解放軍「軟弱」，但近年隨著馬雲遭整肅，「南華早報」立場轉趨低調。
2017年中共19大選出新任常委，張德江、張高麗、劉雲山皆因年齡屆滿卸任，新任常委中，雖仍有韓正、王滬寧因發跡於上海而被認為是「江派」人馬，但實則這兩人的派系屬性均不強，尤其王滬寧更被認為已明顯倒向「習派」。
習近平利用第一個任期5年時間，就將政壇勢力盤根錯節的「江派」幾乎打擊殆盡，原因包括：成功爭取「團派」、「紅二代」支持，「江派」則因作威作福太久，成為眾矢之的；「江派」在江澤民年老力衰、多位要角被捕入獄後，戰力大不如前；「江派」人士腐敗成性，在習近平力推「打貪反腐」下，紛紛選擇低調噤聲。
總之，隨著「江派」影響力日益萎靡，一個可能制約習近平集權的政治勢力，就此逐漸煙消雲散。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