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認為發展東方各國革命而為共產革命，主要的先決條件在製造東方各國共產的幹部。一九二○年以後，在莫斯科因有一所專門培植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應稱東方勞動大學，命名史達林，簡稱「東大」）出現。校址是普斯金街附近一棟四層樓的大廈，相當宏偉。校長蘇勉斯基，在俄國共產黨中，雖不占重要地位，卻是一個具有野心的人物。學生的來源，都是由東方各國共產黨保送的，自然多是其黨員和團員。因為當時東方各國共黨組織尚未發展，不易找得黨團員，非黨團員只要思想能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欲列門牆，也不困難。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如瞿秋白、張太雷、陳延年等，據說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進去的。經常學生有三四百人之多，包括有五十幾種民族。其實也不限於東方民族，像高加索、波蘭、立陶宛、芬蘭乃至法國和美洲黑人，都有參雜其中，真是一個五光十彩的民族萬花筒。各種不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人，生活在一塊，又都缺乏國際主義的深切修養，總不免各不相謀，互存歧見。情感上的交流，實不如一個或兩個民族共處之容易接近與和諧。好在唯物辯證法的訓練，正是要排斥這些。所以由東大出來的學生，都說不出交上一個或兩個外國朋友。這在西洋留學生看來，自不免詫為一種奇事。
在中國廣州，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政府，於一九二三年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證明此乃蘇俄駐華公使加拉罕和共產國際神祕人物威金斯基與越飛，秉承莫斯科的計劃在中國活動以幫孫先生革命為名所獲得的結果。是年鮑羅廷跑到廣州，不久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重要份子。革命政府與蘇俄和第三國際，自有一種不平常的國際交往。正當中國革命勢力蓬勃發展之際，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方。共產黨的想法，以為這是一個爭取領導的絕好機會，乃在廣州製造國民黨左右派，而煽動其內鬨，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汪精衛來打擊胡漢民先生。在上海則發動反英的「五卅」運動，擴展而有廣州的六二三慘案。結果雖使鮑羅廷失望了，也益使共產國際感覺中國共產黨人力的不夠，組織的薄弱。因之，一九二五年乃藉紀念國父孫先生為名，在莫斯科設立一所「孫逸仙大學」（應稱中國勞動大學，命名孫逸仙，簡稱「孫大」，校址在阿羅罕街），要求革命政府派遣大批學生留俄。在蘇俄陰謀還未暴露與中蘇關係未形破裂之前，蘇俄這種作法，無疑的是會使人感到愉快和信任的。國民黨接受了蘇俄的建議，在廣州公開考選了一百八十名青年（中央黨部考選一百五十名，黃埔、湘軍、滇軍三軍官學校各考選十名）；上海和平津兩地各選派（因兩地不能公開招考）五十名；通過鮑羅廷路線，特別介往者，不下三十餘人；共約三百二十名青年學生，都於一九二五年冬或次年秋，分批進入了紅色的熔爐。由廣州去的，原來約百分之九十是國民黨的黨員，而上海和平津所送的，則大部分為共產黨團員。後來國民黨員復被共黨吸收一部分，於是共黨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孫大與東大唯一不同的地方，即前者學生都是中國人，共產的味道也比後者沖淡一點。政治觀點，雖有國、共的歧異，最初相處還算很好。雙方關係之壞，是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校長拉狄克，雖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角色，卻有一種學者風度，相當得到學生的好感。可惜在校不過年餘，因俄共鬧黨派關係，被副校長史達林之親信米夫取而代之。
東大和孫大都是直隸於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因之它的教育宗旨和方針，也沒有大的差異。兩校雖名為大學，其實都只相當中國現在大學組織的一個系，不過人數多一點而已。主要課程，有唯物史觀、政治經濟、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社會形式發展史等，都是根據馬列主義所構成出來的東西。教授除俄國人以外，以德國人較多。中國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初是不懂俄文的，教授多以英、德、法文講課。分班上課，每班二十餘人。因教授不少，翻譯人員就缺乏了。上課、講演、出門參觀既要翻譯，大批的講義更要翻成中文。在這情形之下，學校當局又得設法培植翻譯人才。同時，講義出產本來是用油印可以對付的，後來多了，抄寫和印刷也成了問題，為了克服這一困難，學校又在中國買了一部印刷機和字模，並雇去幾個中國印刷工人。草創的艱難，即此可以見之，其餘則尚非我們直接感到的。
東大中國班的學生原來不過二三十人。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之後，其黨徒逃往莫斯科者甚多，漸次增加到三四百人，除原有的政治班外，另外開設兩個新的班，一為軍事班，專門訓練軍事下級幹部，一為預備班，容納一批程度低淺的工農份子。但是女生極少，總其不過七個娃娃，這種陽盛陰衰的現象，是男生們最感苦悶的地方，也是後來東大併入孫大成功條件之一。蓋俄國共產黨自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派的鬥爭，已日趨明朗。中國學生，後來亦大半捲進了這一旋渦。以反對「旅莫支部」（原係中國共產黨駐俄黨部）餘孽為藉口，掀起無法調和的鬥爭。於是第三國際東方部，乃決定將東大（僅中國班）與孫大合併。究竟東大併入孫大，抑孫大併入東大？因之又引起了蘇勉斯基與米夫之間的爭端。而中國學生的意見，孫大的不想入東大，東大的則想進孫大，認為孫大有三多：中國人多，女孩子多，自由得多。米夫得了中國學生的支持，再通過一點路線，終於占了上風。一九二九年東大的政治班和預備班實行併入孫大，軍事班則分配於各軍事學校，東大與中國人的關係即從此斷絕，蘇勉斯基不久亦憤而辭職。
孫大的學生，第一、二期原來已有三百人，女的約占十分之二三。大部分是從中國去的，極少部分是從德、法等國去的。因之份子異常複雜，有少爺、小姐、太太和姨太太，有軍人、工人、農人，最多的是學生，照共產黨分階級的說法，百分之八九十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程度就自然不齊了，有大學畢業或大學教授，最低的小學沒有畢業或根本未進過學校的也有，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以後，中國的學生陡然增加，但程度就更差了。第一、二期畢業的學生，因我國內清黨的關係，國民黨員即被分批遣送回國，而共產黨認為「反動」最烈的份子，則安置在外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留下的共產黨員，則強迫學習軍事，分配在步兵、砲兵、空軍（馮玉祥原來派一批人在那裡）及射擊等學校，少數人則進了陸軍大學（原來有賀某王某周某三人在本校）和紅軍政治大學。今日共產黨軍中的高級幹部，大半還是以這些學生為主。從此以後，孫大則變成了共產黨的清一色。共產國際從該校源源製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幹部，就不知有多少。中國共產黨內部，國際派陳紹禹等與土著派毛澤東等之鬥爭，亦即種根於此。
到了一九三○年，國際上托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既未稍歇，而中國學生中的派別格鬥，亦未因東大和孫大的合併而沖淡，事實上由於國內共產黨內部的伙併屠殺，反映到莫斯科以後，轉如火上加油，愈鬧愈兇起來。弄得米夫沒有辦法，第三國際東方部也傷透了腦筋。終於在俄國共產黨大清黨之下，把孫大關了門。所有學生，大部分送往中國延安，參加共產黨軍政工作；一部分則留在俄國作工；另一部分與國際或米夫有深切關係的，像王稼祥、張聞天、陳紹禹之流，則保送到「紅色學院」（如中國的研究院，是俄國最高的學府）。還有些原在共產黨中有地位的人物，如董必武、吳玉章、方維夏、林祖涵、江浩等之流，則送到「列寧學院」去染上一點顏色。原來掛羊頭賣狗肉紀念孫先生的所謂「孫逸仙大學」，也就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其實我國國民政府已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宣布取消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名義）。最後要補充說明的一點，留俄學生之中，仍有少數特殊的學生。這是在國民黨清黨以前的事。凡國民黨要員，到俄國去考察者，孫大照例要開一次歡迎會，並在隆重的禮節中，送他一張「學生證」，像英美大學的贈送學位一樣，承認他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共產黨認為這是最光榮的，稱為「紅色博士」。像胡漢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和馮玉祥、鹿鍾麟、宋慶齡、邵力子（邵還正式上過課）等，都是有名無實的孫大學生。現在看來，真是未免太滑稽。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去的留俄學生，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清黨以後，這批學生被蘇俄特務警察捕去充軍、坐牢、罰苦工和屠宰的，已有不少。幸能全生而還回黨報到者，人數並不很多。今日來到臺灣者，屈指計之總共不過六十人左右。他們在反共抗俄的鬥爭中，無疑的，都是最積極的戰士，都是思想與行動上的中堅和領導者。
＊作者王覺源，字一士，別署覐園，湖南長沙人，1902年生。曾就讀於湖南長沙大學，並參與五四運動。1925年獲國民政府選派，赴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留學。學成回國，曾任教於復旦大學等校，並於抗日戰爭期間多方發表文章於報刊。後來臺，任教於國防大學。著有《留俄回憶錄》、《近代中國人物漫譚》、《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忘機隨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