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誠舉例，他曾向多位男同志詢問對性侵害看法，「問大家說有沒有被性侵的經驗，沒有人舉手。可是問大家說，你有沒有被硬上或是被強迫發生性行為經驗？蠻多人有。所以你就知道，對大家來說會覺得，性侵害好像直接聯想到是男對女，受害者以女性為主，並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可能發生在男生身上。理智上可能可以理解，但是並沒有把這個概念真的跟男同志連結在一起」。
這些一直沒被好好談論、曖昧不清的經驗，藉著此次MeToo運動引發討論。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表示，有些男同志也開始思考：怎樣算是越界？或者自己是否曾令他人感到不適而不自覺？希望乘著這波運動，也令「加害」與「受害」的多元樣貌與流動位置進一步被探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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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之難
無論性別與性傾向，在說出性暴力經驗後，當事件進入司法程序，實務仍有其極限。在李元鈞提告王丹「強制性交未遂」後，台北地方檢察署立案進入司法調查程序，但至今似乎仍進展有限。
根據台灣官方統計數據，過去近4年性侵害通報總數近8萬宗，當中僅有不到3成進入司法調查程序，大部分都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最終起訴案件只有約7000宗。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蒐證，也都面臨相似困境。
心理師郝柏瑋指出，舉證困難是學界跟實務界一直在討論的問題。他指，法庭講求證據，其設計某種程度蘊含的意涵是：人類是理性人、一個可以陳述自己經驗的主體，但事實上「無論是心智障礙、或者是創傷、或是這一類性暴力對待的人，他沒有辦法。因為這件事就是一個不合理、非理性的事情，我要怎麼陳述這個對我來說非理性的經驗呢？其實是蠻難的。」
除了重述受創經驗困難，更可能遭遇二度傷害。許多他的個案感到最受傷的都是法庭質問環節：為何事隔多年才選擇揭露？你是「非完美受害者」是否自己「理虧」？這些都是常見的質疑。
這也是自認並非「完美受害者」的K，內心一部分的自我掙扎。他甚至一度因此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直到9年後的今天才緩緩說出自己的MeToo故事。
郝柏瑋從心理學角度解釋，這些問題背後成因複雜。人們常誤以為「事情發生，創傷就在那」，但其實創傷常是第二時間才發生。
他解釋，人在面對威脅時有4個典型反應，包含：戰、逃、凍結、討好。戰或逃都是遇到立即威脅時的反應，但當戰不贏又逃不掉時，尤其雙方處於某種關係，受害者就可能「凍結」。「有點像是我把自己靈魂抽離或是暫時我把感官封鎖，因為這樣子比較不痛苦——反正都要經過這一遭，我讓我的身體跟我切斷關係，至少保有活著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