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無法永遠「凍結」，當處於長期關係、需與對方互動時，則可能出現「討好」反應——「我還是要活，所以我必須要某個程度去想出一種新的解方來去理解我們的關係，我不能只用這個加害、受害的感覺去跟他互動，因為這樣會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很多所謂的受害者，他們會發展出一種我們可能說是要合理化，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存策略去解釋。」
「譬如有些人會說，其實這就是我的一種小犧牲，那是為了大局為重；或者其實我對他也是有欣賞的，所以某個程度我也同意吧；或者是他有不好的部分，但他（也）有很好的部分。他會用一些思想去圓，不然的話每天都很痛苦。」
此外，郝柏瑋指，K所說的記憶破碎情況在諮商經驗中其實不罕見。這常常並非是刻意忘記，而是身體自我保護機制的一種。當經驗過於痛苦或難以理解時，就會被解離開來，「大概留下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東西」。在MeToo運動開始後，有些受害者可能感到似曾相識，才因而觸發「第二時間」的創傷。
「你不孤單」的集體效應
台灣MeToo爆發至今1個多月，逾百人公開自述性暴力經驗。在被問及為何決定說出他的MeToo故事時，K指，看到有人願意站出來，即便是不同案件，「對其他受害人來講是很大的慰藉。」
心理師郝柏瑋形容，集體是一種鼓勵效應，看到別人描述經驗時，某種程度也召喚了你的經驗，「你會比較有勇氣，因為你知道它可以講」。但他強調，這只是一個鼓勵，不妨看作是一個邀請，「去看看你自己現在的身心，整體生活狀態能不能支撐你想講。如果不行的話，那就是每個人有他的時間。」
「我比較會覺得MeToo開始代表說：你可以開始說了，但你要什麼時候說是沒有關係，不會說這個月或是今年2023年才能說，是從今天開始的之後，這個社會應該會慢慢地願意接受有這樣的聲音，但是等你準備好再說。」
他指，許多受害者一方面希望藉由訴說平復創傷，一方面也希望「事情可以停在我這裡，那是多好的事...鼓勵的效果除了有群體不孤單之外，也有一個良善的部分，就是不希望下一個受害者再出現。」
這也與李元鈞的想望相似。他告訴DW，自己決定站出來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位受害者」。至於提告，自己要求的始終只是一個道歉。
「整個運動演變到後面，會變成我們一定要加害人社會性死亡嗎？但我覺得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因為即便你真的做錯了，對，你是做錯了，可是如果你有道歉、你有反省、你有付出你相對應的代價跟作為的時候，那個比例原則應該要在。你應該要以嚴重程度（多少）去讓大家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去修復這個人跟這個人的關係。」
不擔心敗訴，更在意肯認與修復，「如果最後失敗，我也覺得其實無所謂。」
「但至少我說出來了。」李元鈞說道。
（本文與DW台北辦公室主任鄒宗翰、德籍駐台自由記者戴達衛 David Demes、台灣聯合線上《鳴人堂》特約編輯林冠瑜（林宜蘭）共同調查、採訪；與台灣聯合線上《轉角國際》合作）
©2023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葉家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