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網紅陳沂使用Facebook直播，暢談個人聆聽周遭義務役友人服役經驗後，對志願役軍人的看法。陳女直言大多數志願役軍人「都是廢物」，並批評大多數志願從軍的都是「社會找不到工作、沒專長、或是文盲」。此番言論一出，褒貶兩極，不少曾經服役過的人深感認同，大大讚賞，同時卻也讓國防部深表憤慨，在發言人粉絲專頁上發文，表示不排除依法提出告訴。
當然法律系畢業的陳女也不是省油的燈，除引述律師發言，以戲謔口吻強調自身言論並未指涉特定志願役人員，無法以妨害名譽下的誹謗或公然侮辱定罪，加上其論述並未提及「國防部」三字，國防部恐無法使用侮辱公署罪提告。
然而，筆者認為，國防部再度被陳女及其支持者嘲笑為「法盲」的同時，其實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2017年11月 (同一時間，陳女在登上知名男性雜誌封面人物時，曾因為過去極端言論遭部分讀者反彈，發起退讚與拒買活動)，發生的幻象戰機失蹤案，時任部長面對立委質詢「媒體問說飛行員會不會投共？」一問時，大爆粗口，認為軍人保護家園，可殺不可辱。這樣的反應，與今天國防部發言人的思維是一致的，即凝聚軍隊的向心力才是重要。
在現役約180,000的軍人當中，扣除末代義務役約10,000餘名，「大部分」志願役則至少涵蓋了一半以上，即至少約85,000名志願役軍人在這所謂「大部分」的集合內。即便陳女並未指涉特定個人或團體，也強調「勿對號入座」、「少部分是好的」，但國防部身為無論大部分還是少部分志願役的大東家，倘若悶不吭聲，不也讓自己底下競競業業做事的「少部分」志願役備感無力與無奈嗎？發言人盡了他的責任，為國軍以及軍隊發聲，其發文也僅是 hashtag 了蒐證提告，提到「依法提出告訴」。在筆者看來，這也只是「條件式」的敘述方式罷了，如無法可依，則來告訴之有？
軍人在社會結構上本來就是特殊的存在，軍民關係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在歐美亦是政治學下普遍的研究領域之一，雖隸屬公門卻又異於文職部會。當然，歐美國家也不泛有軍人遭民人侮辱的情況發生。在2013年，英國工黨甚至倡議在當時的國防改革法案中，增列法條將針對現役軍人的犯罪行為列入懲罰，這些犯罪行為包括了歧視與侮辱。
在政界，2017年11月底，時任英國脫歐談判人員的法國政治家巴尼爾 (Michel Bernard Barnier) 便針對脫歐議題，表示一旦英國脫歐，那麼「這個國家將自力更生，不與歐盟他國並肩」。此番言論受到獨立黨榮民發言人兼歐洲議會議員乎坎 (Mike Hookem) 指控，認為用詞不當，意圖使人懷疑英國軍力在對伊斯蘭國聯合作戰中的付出，是個極為無禮的誹謗 (outrageous slur)。
而在學界，今年年初美國南加州匹可里維拉市 (Pico Rivera City) 市議員兼艾爾蘭丘高中 (El Rancho High School) 歷史教師薩爾西多 (Gregory Salcido) 的授課影片，在病毒傳播下也激起了廣大迴響。片中，薩爾西多表示軍人是「低階族群下最低下的」，認為軍人是一群「笨蛋、不善思考、未受教育也不聰明」。這樣的說法不僅讓現任白宮幕僚長，同時也是退役將軍的凱利 (John Kelly) 上節目批評，也讓薩爾西多卸下市議員與老師的身份，甚至校內餐廳以他名字命名的一道餐點，也被改了名字。
薩爾西多 (Gregory Salcido) 的授課影片
這些人對於軍隊的批評，因為他們工作的關係，可受人公評檢視甚至受到懲罰，但網紅卻不一樣。一則研究指出，俗稱網紅的社群媒體影響者 (social media influencer)，是一種自我品牌包裝 (self-branding) 的實踐者。在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風潮下，網紅藉由社群媒體所提供的資源獲得名聲與財富，也營造了「任何人都可以紅」的想像以及「成名是可複製」的觀念。
然而，網紅與過去的名人、代言人與政治人物不同，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只要不違反法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暢所欲言，是不需要負社會責任的。名人、代言人與政治人物，一旦發了醜聞、言論不當甚至觀感不佳，都有可能喪失工作機會進而損及生活水準。但是網紅不一樣，並沒有一條法律或是社會規範來約定他們的言論或是行為。對部分網紅而言，傳播什麼樣的想法或論述或許是其次，點閱率、觸及率與聲量，無論正負，才是最重要的。
文末，筆者認為過去在一年兵、兩年兵甚至三年兵的義務役時代，男性公民囿於法規規範，符合體位者均須服役。對這些男性公民而言，軍隊就像一家大家都任職過的公司，工時與工作內容因人而異，但卻一起領著同樣的低薪數著饅頭。在這樣的狀況下，難免不讓人只看見，甚至強化這個體制中的負面因子，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並非親身體驗，只以「聽說」為由是一昧地批判，併用貶詞框架以激起閱聽眾情緒，那麼或許缺乏了專業性，也對軍隊的進步毫無助益。
*作者為自由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