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6日起，《梁祝》在《中央日報》刊登的鋅版廣告更令人大開眼界。
一連五天，《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片名下方，固定摘選一位知名學者在別處發表的贊詞。這些教授、大師們的觀後感分享，將已經屬於「現象級」的《梁祝》一把推向空前絕後的巔峰。
其中最重要、影響也最大的當屬徐復觀教授在5月28日發表梁山伯與祝英台於《徵信新聞報》第六版的〈看梁祝之後〉，以及薩孟武教授於6月5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的〈觀梁祝電影有感〉。
徐復觀直指《梁祝》以集中、凝煉的藝術呈現，使得華語電影「快從『上海的衖堂文化』及『香港的騎樓文化』中突破出來」；這樣的總體之美，帶領觀眾「面向故國河山的本來面目，這點進步不可忽視！」而薩孟武在連續引用台大教授趙蘭坪、政大教授楊樹藩等同儕學者的讚美之後，自己加上總結：「本片是中國第一部的好電影。」
《徵信新聞報》的社論對這些大學者大教授的大意見、大文章，未必全盤照收，甚至多有議論。然而這些「意見領袖」、「知識菁英」的狂熱反應，也讓我們在爬梳脈絡，思索、感受當年那份難以言喻的熱烈激動時，會停筆深思，究竟是何等壓抑與困悶，才會造成如此狂暴的反彈，形成因為文化鄉愁連帶產生的偏愛、執迷，還有前文所述那一連串的文化仰望、文化自信。
台北狂人城
1963年9月初，第二屆金馬獎的得獎名單正式公布。《梁山伯與祝英台》一舉奪得六項大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李翰祥）、最佳女主角（樂蒂）、最佳音樂（周藍萍）、最佳剪輯（姜興隆）；可惜當年並未設立美術獎項，攝影師賀蘭山的日籍身份可能也令評審無法破格給獎。
金馬評審原擬將女主角獎頒給《巫山春回》（即《第二春》的台灣片名）的李麗華，念及樂蒂是影壇後進，金馬於是以獎勵後進之心，將影后頭銜頒給樂蒂。
但關鍵的凌波，因為反串表演使得她該被歸類為女主角還是男主角，引起爭論，最後評審團決定頒發「最佳演員特別獎」給她。
1963年10月30日上午，凌波在邵氏代表團團長鄒文懷的陪同下，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從她下機的那一刻開始，整個台北所有人、所有事，全部脫離生活常軌，陷入集體的興奮與瘋狂。．
在凌波訪台的短短50個小時內，台北化身為當年香港媒體酸言譏諷的「狂人城」，電影史家則將這段激情無比的歷程，定義為一場「有史以來最美麗的暴動」。
凌波抵達台北，原本要從機場出發展開市區遊行，因影迷包圍座車，無法動彈，只得放棄計劃，直接安排凌波趕至中華民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總會，與參加金馬盛會的諸女星會合，一同晉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接著，再轉赴台北賓館的媒體聯訪，沒想到記者擠爆會場，場面完全失控，緊接著還有餐會，以及早期金馬獎每年都有的拜壽行程，恭祝蔣總統壽比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