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是既成的歷史結果，由果推因，雖有後見之明的優勢，但所見不一。英國史家卡爾（Edward Carr, 1892-1982）曾說：史事的發生有偶然，然偶然也有原因，原因又有「層次」（multiplicity）與「階層」（the hierarchy of causes），先後、輕重、主次不一，由繁而約，於萬緒之中，排除非必然之因，確定最主要之因，若非此因，不會有此結果，定論出焉。
蔣失江山絕非偶然，其故誠多，諸如政治的腐敗、軍事的失利、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動蕩、雖然都可以排序定其輕重主次，但是莫不與蔣相干。皇親國戚的貪污、官僚之瘋狂劫受，蔣不能止；蔣又堅持用軍事手段解決內部矛盾，使抗戰瘡痍未愈而內戰驟起，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又濫發金圓券，竭澤而漁，民不聊生，豈不就是經濟崩潰與社會動亂的原因？戰事既起，蔣以元帥的身分，包攬自上而下的指揮，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居然兵敗如山倒，一敗塗地，捨蔣誰能擔此重責？史家陳寅恪謂蔣：「自我失之終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更可惜的是，使公雖自知，也雅不願承認由其失之，故而雖敗退海島之後，仍然嚴於責人，寬以責己，嫁禍於知識分子之批評，學生之鬧事，甚而甩鍋美國援助之不力，馬帥議和之干攪，皆可以休矣！
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是毛澤東，自北洋政府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便是國共爭奪天下的時代。國共原屬一家，來自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然而蔣介石奪權成功之後，不僅分共而且視若仇讎。蔣之南京政府成立後即開始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剿而無功，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誤判情勢，而蔣的德國顧問圍堵之策奏效，使第五次圍剿得逞；然而朱毛殘部竟能將「流竄」變為「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卒能敗部復活，重建革命根據地於陝北，促成逼蔣抗日，因抗日使國共再度合作。
國民黨寫八年抗戰史，往往說共產黨不打日本人而打國軍，因搶奪地盤而乘機坐大。乘機坐大沒錯、搶地盤也沒錯，地盤被日本人侵占甚多，只要在敵後繼續打遊擊，就可搶到很多地盤、贏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戰愈有機會坐大。國共兩黨曾各自詮釋抗戰，但以抗戰決心而言，國實不如共。據英文《劍橋中國史》估計，抗戰期間中央軍投敵部隊多達五十萬之多，再就1943年投靠敵人的降將就有42人之多，而共產黨領導以及紅軍中沒有一個在抗戰期間降敵者，也無與日本人暗通款曲者，更沒有當漢奸者。
國民黨說共軍打國軍，其實是國軍常打紅軍。蔣介石於戰前沒能消滅共產黨，已感到十分遺憾；眼見共黨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滅共。蔣介石原以「紅色將軍」起家，深知共產黨的利害，深感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怕中共會奪取他的政權，故非除之而不快。他對付政敵不是公平競爭而是用強制手段，用強就有反彈，而反彈的最後結果是自己被打倒。
蔣介石溶不了共產黨，然而國共在抗戰中並沒有決裂，主要有二個原因：其一、在舉國一致抗日的大環境裡，蔣不敢公然大舉剿共，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挑戰有時針鋒相對、有時退讓，儘量不導致決裂，也就是毛氏所謂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一方面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另一方面則維持紅軍及共區的獨立與自主性，不惜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因此衝突與矛盾固然不斷，共產黨仍繼續奉行國共合作的既定政治策略。毛澤東不肯決裂、蔣介石不敢決裂，只好走既團結又鬥爭之路。毛擺好棋譜請蔣來下，蔣自非對手。蔣雖在軍事上占優勢，卻在政治上處處被動，愈來愈退居劣勢，難怪蔣在1940年3月9日記道：「唯共產黨作祟為可恨耳」。蔣以共為死敵，毛豈有不知之理？曾說「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個點，我們應向他學習」。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蔣介石始終不喜歡國共合作的提法，因這種提法把國共對等起來平起平坐，豈其所願？因他不承認共產黨是合法的政黨；他不要聯共而要溶共，想把共產黨合併於國民黨內猶如軍隊之收編，化掉以後實現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想。所以周恩來雖一再向蔣表示國共合作的誠意，蔣總是大剌剌地回答說：「不要提國共合作，只要提與我合作就行了」。蔣介石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棄守，忙於應付兇猛的日軍進攻，尚無餘力來對付共產黨，國共之間因而暫無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蔣毛對付日軍進攻的戰略已見其異。蔣打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兵力不易集中，面對敵人強大優勢的火力時，常陷於被動挨打，付出慘痛的代價，往往導致一瀉千里的大潰退。毛打的則是運動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打遊擊。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將領掌握機會深入敵後，建立越來越多的抗日根據地，包圍敵人占據的都市與交通要道，易於擾敵而不易被敵所殲。蔣之正面作戰與毛之遊擊戰，可謂國共兩黨抗日的戰略配合。國共於抗戰初期在戰役上的配合，贏得平型關之戰的勝利。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在1939年的9月裡，決定突破長城防線進兵山西，全力向平型關一帶進攻。經過9月22、23兩日血戰後，國軍傅作義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命增援，同時共軍第115師由林彪率領拊平型關敵軍側背，林彪的機動靈活戰術與傅作義正面主力防禦相互配合，利用有利地形設置埋伏以待進犯之敵。日軍輜眾部隊於25日早晨進入伏擊圈立遭痛擊，日軍被截斷首尾，至翌日中午已殲敵千餘，並切斷了日軍的交通，有力支持了傅作義的正面反攻，使日軍第21旅團陷入重圍，遂因板垣大舉增援，各部才於9月30日撤離戰鬥。這一仗可謂國共聯合抗擊日軍的第一仗，但也是最後一仗。
中國軍民從平津、淞滬到南京失陷雖然犧牲慘重，但抗敵的英勇確實可歌可泣。毛澤東在1938年9月29日，值武漢保衛戰期間，特別托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向蔣「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表示崇仰，同時鼓勵蔣「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線，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毛澤東在信中一再強調團結，並提醒敵人會刻意破壞團結。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表達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十分明顯。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膠滯狀態，蔣介石的注意力遂轉移到共產黨問題上來。同時蔣日和談仍在繼續秘密進行，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的條件之一，對付共產黨成為蔣介石的一石雙鳥之策，既可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對日和談的誠意。國民黨五屆中全會於1939年元月在重慶召開，內政的主要議題便是整理黨務。蔣介石在會場上講話，呼籲要喚醒黨魂，目的是要國民黨警惕各地共黨以強化國民黨，並於會中通過決議案確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且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大會為了強化黨又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蔣為委員長獨裁黨政軍大權。會議開過之後為落實會議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對付共產黨的辦法，諸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等。蔣介石於抗戰十五個月之後再度確定了反共方針，雖不似1927年清黨之劇烈，但毛澤東所希望的長期團結與國共合作只剩虛有其表了。
＊作者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1971），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31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評說蔣介石》（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