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國境內發生了兩樁重大的歷史事件，十月一日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史的事件，它是繼一九一七年蘇聯的十月革命以後，國際共產主義另一次重大的突破。而隨著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垮臺，整體歐洲共產國家徹底解體，中國共產政權更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唯一代表，馬克思精神的現世顯像，共產主義等於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即為共產主義。這個盤據東亞大陸的共產政權之取得中國的統治權不只意味著政權的更換，這個政權還是近世最重要的思潮之一的共產主義的具體化。中國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弔詭，作為一種新的政經體制的中國模式早已遠遠超出史達林、毛澤東當年的想像，恐怕馬克思、恩格斯見之，也會興起恍惚迷離之感。今日共產主義需要中國，恐怕遠勝過中國需要共產主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共建政是樁世界史的事件，這已是不需多加說明的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發展中，它的前途如何，現在未必可以看得清，但它當年成立的意義未必不能明白。相對之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的國府遷臺似乎只是附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世界史事件的餘韻而已，它是一篇大作品中尚待增添的一條腳注，是一件完美的雕塑製成後尚未拋光打磨的鉛粉鐵屑，其存在可有可無。其時敗退到神州周邊的一些國府殘存部隊如同晚秋的落葉一樣，共產黨旋風一掃，將會迅速掉光。即使國府已退守臺灣，但隔著臺灣海峽，能守多久，也是個未知數。「宜將剩勇追窮寇」，毛澤東認為解放軍只要撥出一點零星部隊作最後的清掃工作即可，當然也要掃得徹底，不可假仁假義，養虎貽患。
然而，經過事後多年的發展，再回到原先的歷史現場，我們對當年原事件的價值判斷或有不同。筆者可以理解有人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對封建文化與帝國主義雙重的否定，中共的勝利不只是戰場的勝利，它也是政治的勝利，道德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乃是中國歷史長期跋涉的目的地。但不同的視角也是存在的，筆者認為我們同樣有理由認定同年的國府遷臺可視為中華民國的新生，中國歷史方向的重新定位，渡海的新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爭，而且是一種有辯證意義的否定。這個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國家，它的存在既有歷史臺灣的脈絡，也有歷史中國的脈絡，它也代表一種中國的願景。如果我們將一九四九年的這兩場巨變放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這個大的歷史框架下解釋，兩個中國的反覆抗爭正意味著中國現代化的艱難，不同的路線導向不同的行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路線之爭的理論意義仍有值得闡發之處。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著有《儒家身體觀》、《五行原論》、《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多少蓬萊舊事》等書，並翻譯及編撰學術論文集多種。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思考中華民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