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台灣目前僅餘38家商業銀行，美國的銀行家數在1980年代曾超過14,000家，伴隨著金融機構間的整併與金融科技的發展，美國的銀行家數不斷減少，截至去年九月的統計仍有超過4,100家的商業銀行，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保障的存款餘額高達23.6 兆美元。一家中型銀行的倒閉在美國本不足為奇；然而，其歷程具有教科書經典案例態樣，本文嘗試自其興盛衰亡進一步探討金融業的企業文化特質。
矽谷銀行興亡簡史
縱然在舊金山與波士頓共計分佈17個分行，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屬中型社區銀行，於今年3月10日被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前，並非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銀行。矽谷銀行著眼於了解並滿足新創業生態系的需求，提供為新創業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務；自創投貸款到初創企業與創投公司的現金管理，直到涵蓋科技新貴創業家的財富管理，無一不是矽谷銀行深耕的業務項目。矽谷銀行在以色列和歐洲的科技界也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這家銀行真正了解新創行業的需求。可以說，矽谷銀行與科技新創業早已形成脣齒相依的關係。
矽谷銀行於2022年底資產達2,090億美元，存款達1,754億美元；就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幾年之間迅猛發展，以其資產規模排名而言，已然躍昇為全美第16大銀行。其股價伴隨科技業與加密幣圈的一飛衝天，2021年底已逼近每股800美元。
美國聯準會自去年3月啟動的連續升息迫使銀行提高貸款利率，導致科技新創與中小企業在景氣下行時無力融資。加以銀行資金的一大部分已在早先購入低利國債，矽谷銀行被迫於3月8日宣佈增資22.5億美元，企圖強化其資本結構。與此同時，矽谷銀行卻輕率的宣稱因籌措現金而被迫出售210億美元的證券，必須認列18億美元的投資損失；這是矽谷銀行急速螺旋式墜落的開端。正值監理機構嚴密監視其作為之時，其信息宣布的內容、時點與其公司治理令人匪夷所思。隔日，3月9日，矽谷銀行股價應聲大跌，單日竟下滑60%，收盤價106.04美元(參見附圖)。再隔日，3月10日，加州金融保護與創新署(DFPI) 以流動性不足與資不抵債宣布接管矽谷銀行，其後則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繼受。
本文整理學者專家的看法，探討、歸納矽谷銀行迅速倒閉事件的幾個主因如下：
一、崩盤前已有警訊
矽谷銀行倒閉的根源可追溯到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當時聯準會將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並大舉以量化寬鬆刺激經濟增長。全球利率低至接近零或是負值，少有可以讓資金發揮作用之處，這也導致巨額創投資金湧向新創企業，而許多這樣的資金流入矽谷銀行，只因她一直是新創企業銀行業務需求的首選。2021年，創投資本挹注至科技新創業的總額高達3,300億美元，是2020年的兩倍。短短三年內，矽谷銀行的存款金額竟以倍數急遽增加。2018年，矽谷銀行僅有490億美元的存款。到2020年底，存款金額達到1,020 億美元。2021年，已成長至1,892億美元。到2022年底，由於客戶受到股市場疲軟的影響，存款餘額略微縮減至1,754億美元。
2022年最後三個季度，矽谷銀行的存款巨幅減少了250億美元，銀行在崩盤前已因景氣滑落而持續6個季度虧損。矽谷銀行早先已陸續將資金投入於收益率更高的長期抵押貸款證券(MBS)與政府公債(T Bond)。然而，一旦聯準會持續升息，其所持有的證券市價隨之暴跌。同時由於科技業的收入巨幅下降，矽谷銀行隨之立刻面臨須填補其資產負債表上資金缺口的壓力。
摩根大通於去年11月在其研究報告中已提出警告，指稱矽谷銀行因投資導致帳上的160億美元「未實現損失」會是一個危險的訊號。許多企業財務長、創始人、風險投資人和科技名流自其時已開始討論何時將存款自矽谷銀行轉出。
二、異常存款結構與恐慌心理
矽谷銀行倒閉前，餘額低於25萬美元存款帳戶佔總存款帳戶的比率不到3%。換言之，矽谷銀行絕大多數的存款戶不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25萬美元存款的保障範圍內，而與矽谷銀行僅隔兩日亦宣佈倒閉的標誌銀行(Signature Bank)亦存在類似狀況。90%以上的矽谷銀行存款帳戶餘額超過聯邦存款保險(FDIC) 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保障，這與傳統銀行的情況大相徑庭。由此可知，雖屬區域中型銀行，矽谷銀行存款戶大多為富裕個人戶或企業戶。從而，存款的存入與提領涉及數額龐大，一旦發生擠兌，其提領與轉出金額與速度，必然令人瞠目結舌。
3月8日前一週，信評機構穆迪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通知矽谷銀行，表示正準備下調其信用評級。穆迪的通知迫使矽谷銀行求助於華爾街投資巨頭高盛，希望能制定一項募資計劃，安撫因流動性擔憂而驚慌失措的投資人。3月8日，矽谷銀行表示將募資22.5億美元，並宣稱認列在各種證券投資中出現18億美元的稅後虧損。客戶隨之在社群媒體瘋傳矽谷銀行有資金不足疑慮的信息，執行長格雷·貝克(Greg Becker)緊接著忙於安撫科技業投資人與企業家們，「請保持冷靜，因為這很重要。」貝克在電話中強調。「我們一直是你的長期支持者，我們現在最不需要你做的就是恐慌。」然而，鑒於沒有人願意成為最後一隻老鼠，人人盼望盡速將存款提現或轉出的雪球越滾越大，矽谷銀行竟然在3月9日一天之內被存款戶提領或轉出420億美元，3月10日單日，企圖提領或轉出的總存款竟超過1,000億美元，直接上演繼2008年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後美國史上最大的擠兌事件。
美國聯準會、貨幣監理署與證券交易委員會均要求銀行須在季報與年報財務報表中，無論是交易帳戶或持有至到期投資項目中，揭露其投資「未實現損失」金額。伴隨著市場波動，未實現損益可即時反映投資績效，但未必表示投資人已產生實際損益而有財務危機。然而，鉅額的未實現損失仍然是企業將來可能落入財務危機的警訊。矽谷銀行依據監理機構要求而揭露未實現損失與為了因應提款而出售資產造成的已實現損失，在經濟景氣急轉直下、企業資金緊俏之際，也是間接造成投資人驚恐與存款戶喪失信心的原因。
三、銀行經營管理缺失
2022年底矽谷銀行的槓桿率為10.2，亦即，每1美元股權即有10.2美元的舉債(包含存款與發行債券，簡易換算其資本適足率為8.93%)，遠高於業界平均的6.5(換算資本適足率為13.33%)。高槓桿率意謂銀行如果面臨資產惡化時，以其自有資本較低，不足以支應客戶大量提款，只好改以當時市場減損價格出售資產(政府公債與不動產抵押證券) 因應。此舉，更加引發客戶警覺，擔心因存款餘額超過25萬美元則不受聯邦存款保險保障，如無法及時提領，其資金即化為烏有，進一步導致瞬間快速擠兌。
此外，無論是存款或放款業務，其客戶過於集中於新創與科技業，而新創與科技業正巧是這波不景氣受到最大衝擊的產業。矽谷銀行的放款業務有60%著重於科技業，80%營收亦來自科技業。2022年初，經濟景氣開始下滑，矽谷銀行的放款與投資均受到負面衝擊。影片串流媒體Roku在矽谷銀行持有約4.87億美元存款，約佔該公司現金及約當現金的26%。著名加密貨幣Circle (發行USDC穩定幣)在3月10日發布的一條推文中透露，它在矽谷銀行存款達33億美元。去年11月甫申請破產保護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BlockFi則列出存放在矽谷銀行的資產計有2.27億美元。可見不僅科技新創業，矽谷銀行也與加密幣圈相關業者密切往來。
值得一題的是，矽谷銀行去年大部分時間風險長一職從缺，而前任風險長Laura Izurieta 於去年4月29離職，離職前出脫價值超過400萬美元的銀行股票。新任風險長Kim Olson於今年1月始就職，距監管機構接管銀行之前僅上任3個月。「這就像一架飛行中的飛機沒有飛行員，亦如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舶沒有船長」美國德拉瓦大學公司一位教授如此形容。業界專家也指出，通常風險長須直接向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矽谷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明顯欠缺諮詢風險管理專家的及時意見。風險長本可就高風險投資提出專業意見，以提供董事會判斷。風險長的缺席極可能導致風險管理失效，促使極力推動較高風險投資的業務主管在風險委員會會議上相對擁有更多發言權，以致影響董事會的決策。董事會職責之一為負責徵選、僱用風險長並考核其績效。矽谷銀行雖瞬間瓦解，其公司治理並非毫無缺陷，看來董事會亦難辭其咎。尤有甚者，銀行執行長格雷·貝克在2月27日出售矽谷銀行股票12,451股，價值360萬美元，其他銀行高階主管也搶在面臨倒閉前出脫持股；距矽谷銀行倒閉不到兩週。
四、法令鬆綁效應
雖然在金融領域中仍存在歧異看法，另一個為學者專家所詬病的原因是法令的鬆綁。2015年，矽谷銀行執行長貝克以其銀行僅為中型銀行，屬低風險而非「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巨擘，且一向支持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新創企業為由，向國會議員遊說，要求中小型銀行無須遵循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巴馬政府制定的金融改革法案。2018年5月24日時任總統川普簽署《經濟增長、監管鬆綁與消費者保護法》（The Economic Growth, Regulatory Relief,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為法律，該法案旨在放寬2008年金融海嘯後頒布實施的法規《陶德-法蘭克法案》。鑒於《陶德-法蘭克法案》的子法《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禁止銀行進行投機性投資，川普總統簽署的新法規修訂了《沃爾克規則》，以豁免某些銀行受其約束(主要指類如矽谷銀行資產規模的中小型銀行)、允許銀行降低準備金以增加放貸、簡化銀行的遵法流程等。
金融專家中有認為2018年通過該法案，係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亦即1,000億至2,500億美元資產規模的銀行並不足以造成系統性風險，從而有必要放寬對中小型銀行的監管。遺憾的是，最近一連串的歐美銀行倒閉事件似乎證明這樣的假設仍欠缺周延考量。
漣漪效應餘波蕩漾
就在景氣走入下坡之際，矽谷銀行突如其來的倒閉事件波及新創事業的持續營運，借款人與存款人欲意提款卻不得其門而入，且造成大量員工失業。有傳媒觀察家認為，無論就能力與品格，這家銀行的經營階層顯然不如兢兢業業以避免損及投資人與客戶的其他區域銀行與信用合作社。這些區域銀行與信用合作社大都具90年歷史，甚至超過百年的老牌金融機構，而非僅有40年歷史且就在這幾年間突然大起大落的矽谷銀行。截至2022年底，全美有 4,759家存款受FDIC保障的信用合作社，社員人數合計超過1億3千5百萬人。
緊隨著矽谷銀行，3月12日美國監管機構關閉了總行位於紐約，也遭遇擠兌的標誌銀行(Signature Bank) 。拜登總統於同日聲稱美國納稅人無須為政府救援金融機構的行動買單。5月1日，全美資產最大的摩根大通銀行宣布自FDIC手上併購亦面臨擠兌危機的加州第一信託銀行(First Republic Bank) ，美國區域銀行的擠兌風波至此方歇。
AIG事件前車可鑒
2008年10月美國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House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 主席Henry Waxman 指稱當年3月7日美國「節約監管局」(U.S.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簡稱OTS) 曾去函美國國際集團(AIG)，針對該集團旗下AIG Financial Products (簡稱AIGFP) 的風險管理與公司治理表達關切。信函中提及，AIG總部對AIGFP的監督缺乏獨立性、透明性且無法深入查核；AIG風險管理單位在AIGFP最高主管約瑟夫•卡薩諾(Joseph Cassano) 阻撓下，甚至無法查核AIGFP的交易紀錄。AIG簽證會計師PWC亦層提出類似的警訊。AIGFP位於倫敦，數年間持續出售CDS (信用違約交換)給予銀行、機構法人或個人投資人，收取保費，而於投資人所持有的MBS(不動產抵押證券)或CDO（抵押債務債券）虧損時予以賠償。
2007年次貸問題漸漸浮現，僅在當年最後一個季度，AIG即虧損50億美元。2008年AIG總計全年虧損993億美元，股價僅餘0.43美元。擔任AIG董事長兼執行長34年，2005年始交棒的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亦曾在書面證詞中表示，AIGFP在其離職後的9個月內所發行的CDS合約數量竟與過去他離職前7年的總和一樣多。格林伯格並宣稱，過去所設立的風險管理功能，在其離職後被接棒的管理階層削弱；例如，用來審查AIG所有投資和風險，執行長得以了解AIGFP的信用風險的每週定期會議被繼任者馬丁·沙利文 (Martin J. Sullivan)取消。
格林伯格進而在2009年2月2日提起訴訟中聲稱，AIGFP早在1998年即銷售CDS，但受到嚴格內部控管；透過獨立與外部稽核，密切監控AIGFP發行的風險組合。1998年至2005年其離職時，僅有少數CDS承擔次級貸款的抵押貸款風險。格林伯格指稱馬丁·沙利文放任AIGFP發行CDS數量快速增長，所發行的CDS至少承擔了5,270億美元債務違約風險。次貸事件引發投資人在CDO與MBS的鉅額虧損後，進而觸發AIG的財務危機。
令人費解的是，2008年3月AIG董事會接受管理階層的建議，將AIGFP的「未實現損失」不計入AIG 70位高階主管獎金扣除額的計算。據眾議員Henry Waxman的指稱，時任AIG執行長沙利文當時獲得超過500萬美元的獎金和一紙價值1,500萬美元的離職合約。AIGFP最高主管卡薩諾在2008年之前8年中收入超過2.8億美元，且在當年2月被解僱後，AIG允許他保留高達3,400萬美元的未分紅獎金。根據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會議資料，即使在2008年10月初財務崩盤、亟須仰賴政府紓困的艱難情況下，AIG竟無視監管機構和簽證會計師提出的警告，仍然發放了數百萬美元的獎金給予高階主管。
消費型商品特性
消費型商品以「量產」、「降價」與「促銷」致勝。iPod問世的100年前，大量生產手法開拓了另一個極具經濟價值的平行宇宙。亨利。福特以創新的工業化思維，一方面提高產量，另一方面降低單位成本，將汽車的售價減至原本的40%，擁有車輛不再是金字塔頂端富人的專利，開創出嶄新的T型車「大眾消費市場」；可說是以此手法致富的先驅。
去年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 曾公開表示：「特斯拉不會對任何善意使用我們技術的人提起專利訴訟。」特斯拉擁有超過 2,900 項有效專利，總專利數則約為 3,900 項。產業專家對此一宣示的看法是，由於電動汽車銷量僅佔汽車總銷量的1%，因此就電動汽車領域開放式創新模式對於特斯拉電動汽車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換言之，馬斯克樂見更多電動汽車參與者的加入可以擴大市場規模，達到更佳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概念也應用在海運業。較大的船舶，燃料效率更高。例如，在歐洲至亞洲航線上運載能力為12,000 TEU的貨櫃船與8,000 TEU貨櫃船相比，每一貨櫃艙位的成本效益提高了11%；與4,000 TEU船舶相比，則提升了23%。
規模經濟運用到金融市場，就是消費型金融商品。例如，信用卡市場、共同基金與ETF市場都是。保險公司依賴「大數法則」，藉由承保大量同質性危險單位，使得實際損失趨近於預期損失，也是同樣的概念。
消費型商品業務是跟時間賽跑的。例如，超市、便利商店、餐廳、麵包店的飲食都有期限，所以都必須和時間賽跑，搭配促銷，想方設法銷售一空。同樣的，消費型金融商品也有和時間賽跑的壓力，需要強大的銷售通路與團隊；保險如此，銀行、證券亦如是。
矽谷銀行事件凸顯風險意識重要性
保險業為了降低「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道德危險或逆選擇(意指：接受了容易產生理賠的案件) ，必須投入大量與優質的人力於精算、核保與理賠，以控制風險。與保險公司透過核保而承保或拒保相類似的是，銀行透過核貸而承貸或拒貸；與保險公司有所不同的是，銀行幾乎無法拒絕存款的流入。
自2018年的490億美元存款到巨幅成長至2021年的1,892億美元存款，矽谷銀行理應至少有3年的時間將存款資金陸續轉型至消費金融，而不全然集中於企業放款與購買大量的國庫債券及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種下5年後倒閉的遠因。即或不然，持有的國庫債券及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仍可透過利率交換(Interest Rate Swap, IRS)加以避險，而不致釀成升息後所致之鉅額損失。此一措施，矽谷銀行幾近全然忽略。再退一步言之，在潮水般的存款流入時，銀行仍可透過自由市場利率自由化措施，適時、適度降低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利率，以減緩無法消化之流入資金水位。此點，矽谷銀行似亦無所作為。
結論
矽谷銀行槓桿比率雖高於美國業界平均，仍低於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規定門檻。此外，其所運用存款投資於MBS及TBond都是債信最高的。業者專家有認為矽谷銀行倒閉事件屬不幸發生的完美風暴。不過，筆者認為矽谷銀行的企業文化恐怕也是鑄成大錯的主因。
矽谷銀行嘎然終止，美聯儲升息造成科技業客戶的恐慌擠兌，應僅為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值得探究者，恐怕是其管理階層漠視銀行業務的基石—風險管理。早在去年8月，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就因矽谷銀行公司治理與內控措施給予不及格評級。儲備銀行稽核人員在給矽谷銀行的信函中警示，隨著銀行在2021 年業務迅猛發展，其風險管理能力全然與不斷增長的業務規模與隨之增長的複雜性毫不相稱。前述消費型金融商品明顯屬銷售導向，惟在銀行過剩（over-banking）時，企業金融為主的銀行恐怕也已步入銷售導向。此點，在存款如洪水般大量流入時，矽谷銀行未以利率機制採取阻卻措施，可推論之。
業績拓展需要業務單位快速的達標，而風險管理涉及內控與稽核，本質上卻也難免阻礙業務推展的速度與幅度。筆者曾服務於金融業多年，可以深刻體會由於台灣金融業產能過剩而有業務掛帥的氛圍，甚至曾有業務部門主管霸氣的在開會時對著中後台主管說：「你們這些單位，都是靠我們部門在養的。」前述AIGFP最高主管卡薩諾與AIG執行長沙利文當年均是業務出身，AIG在2008年的幾近倒閉並非肇因於傳統保險商品的銷售，而是缺乏風險控管之新金融商品的銷售，與主事者純然業務導向而忽略風險控管，不無關聯。除了矽谷銀行執行長早在2015年即戮力於遊說國會議員，企圖降低監理機構的監管力道；在最需要風險管理時刻，矽谷銀行的內部組織存在風險長長期缺席的荒謬舉措，其倒閉事件與無風險管理作為，應屬休戚相關。
2001年12月美國爆發安隆公司會計醜聞事件，此後美國國會於2002年通過《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就美國《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在公司治理、會計事務所監管、證券市場監管等方面作出大幅修訂。《沙賓法案》頒布實施20年後，鑒於執行長在風險管理的寬鬆作為，矽谷銀行的董事、獨立董事在銀行走向過度業務掛帥時，有無適時發揮公司監督治理機能，及時產生撥亂反正的影響力，不言可喻。
在《荒漠甘泉》中有一個欲速則不達的比喻，筆者節錄如下：「我忍耐著看牠在裡面努力、奮鬥、掙扎，可是還不能進前絲毫。牠似乎再沒有可能出來了，最後我的耐心破產了。……我用我的小剪刀把繭上的絲剪薄了些，讓牠出來得稍為容易一些，……蛾兒很容易地爬出來了，身體是反常的臃腫，翅膀是反常的萎縮。……可憐的蟲兒，非但不能撲著牠帶虹的翅翼，飛翔空中，呈現牠完全的美麗，竟很痛苦地爬了一會就不壽而終了。」
風險管理與業務推展在金融業缺一不可，前者講究慎重嚴謹，後者著重於速度與效率，卻往往是對立矛盾的。在應用金融科技以融入監理與內控流程之前，金融業經營管理與企業文化究竟是作繭自縛，抑或是破繭而出，前述兩個金融業的案例應該提供了啟發性的警訊。
＊作者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任教於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系、輔仁大學金融所、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