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北京同志中心舉辦的一場文化沙龍上，主講人放映了體現中國南方同性戀者生存狀態的紀錄片《Gay那話兒》。在播放完後的交流環節，有同性戀者站起來問：「為什麼影片中的內容都是關於性行為方面的？」導演坦然地回答說：「說實在的，除了性行為之外，我不知道同性戀跟異性戀有什麼區別。」這樣類似的答覆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在實地調查中，我的經驗感受也是如此。性行為無疑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構成，若不同群體的「文化差異」只限於行為本身，似乎有些狹隘。這裡並非刻意強調某個族群必須要發展出屬於自身的亞文化，而是想呈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中國有悠久的同性愛慾史與傳統，但當下的同性戀社群卻缺乏自己獨特的亞文化。一些同性戀朋友會告訴我說「Gay本身就是一種文化」（「XSS」訪談，二○一○／十一／六），但這種搪塞式的含糊回答並沒有給人滿意的答案。
瑪麗．麥金托什曾追溯過英國同性戀角色的發展歷程，認為十七世紀末倫敦男同性戀角色的出現與它的亞文化形式密切相關（McIntosh, 1968）。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西方社會的同性戀共同體形成了作為一個特定族群的標誌性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彰顯了自己的集體身分與認同，而且推動了同性戀權益運動的發展。而在中國，如果我們試著追問一下：所謂的同性戀「亞文化」究竟是什麼？它與異性戀文化機制有何差別？我們所能得到的答案很寥寥，或者答案只剩下性行為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俚語。
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具有傳承性。在中國同性戀的漫長歷史中，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是隨著民國初期從西方引入（性）科學的過程中逐漸被公共知識分子接受的，它與中國古代意義上的同性愛慾行為完全是兩個概念。換句話說，這種現代的、西方意義上的同性戀身分與中國傳統的同性戀行為之間存在一個斷裂，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傳承性。更重要的是，西方風格的同性戀身分和生活方式被認為是繁榮年代的產物，成為經濟和技術變遷的性文化的表達，「在接受同性戀的性身分並使之適應亞洲都市文化的背後，是後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和不同的利基市場，而非國民性的身分建構」（Berry, 1994: 11）。對民國時期的中國人而言，這種現代同性戀身分彷彿是外來的和強加的。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同性戀現象被當成一種封建餘孽與資產階級毒瘤，它被徹底否定並清除出公共領域。到了二十世紀八○年代，隨著國門的重新開放，同性戀話語又在公共領域逐漸浮現，這時復蘇的是民國時期的一套已經被當代西方性科學廢棄的過時話語與觀念。在思想貧瘠的年代，這些陳腐的話語很容易被灌輸到人們的腦海裡，從而幫助人們恢復早先關於同性戀的集體記憶。近些年來，儘管這種現象已經有很大的改觀，但是在異性戀社會、在很多家長那裡，此類陳腐的話語仍然被認為是一種正統的官方話語。而在現實的同性戀生活實踐中，作為行為「榜樣」的是二十世紀五○、六○年代出生的同性戀者，在這些人的性活躍期，同性戀仍被社會壓制著，同性性行為是極其隱蔽和不可言說的，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對很多人而言，身分認同可能不是緊迫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經地義，自古如此。這個世界上只有異性戀性取向，這種狀況的「意外後果」是，同性戀者因性取向而導致個人、家庭的悲劇較為少見。這一代同性戀者很多都生活在事實的異性戀婚姻內，並在各類游弋場所保持著一定量的同性性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同性戀只剩下行為本身，對於在社會中隱去的、零散的、互不認同的個體而言，又何談集體共享的「文化」？所以童戈（二○○八）才會說同性戀消費場所的出現，扭轉了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在沉重的社會歧視與壓制下只剩「陰莖－身體－身體孔道－體液交換」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