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之間的愛戀與性行為在中國社會一直沒有消失過，費孝通（一九四七／二○○七：四四）曾說，「男女有別的界限，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偏於向同性方面發展。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切說；但是鄉土社會中結義性的組織，『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親密結合，多少表示了情感方向走入同性關係的一層裡的程度已經並不很淺。」當異性之間正當的愛情發展渠道受阻時，就會產生替代性的同性結交現象，儘管它是不是同性戀尚不明確。二十世紀七○年代，由於男女戀愛極易遭致流言蜚語，恢復高考後的一些大學校園裡甚至出現一個班裡所有女生全部成雙配對的情況，她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垂下蚊帳同床共枕，而且女性之間的關係很類似於男女異性戀之間的角色扮演。但是，這些女孩「畢業不久後，飛快地、正常地結婚生子」（翟永明，二○○八：五二九）。在毛澤東時代，同性戀被等同於「雞姦行為」，它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朽習性與封建糟粕，而女同性戀則被排除在這種「雞姦／同性戀」的類別之外繼續遭到忽視。由於缺乏同性戀觀念，很多同性戀者甚至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陸姨」回憶起二十世紀六○年代末的一件事情：
我爺爺那個院，在圓恩寺―—就是鼓樓那邊有個板廠胡同，我記得挺清楚的，他家院裡有兩個老太太，兩人都長得挺秀氣的，一個特耍，另一個特溫順。就這麼兩人，這乾姊妹都發誓不嫁，兩個人就在家裡「帶髮修行」，她們用這種方式來掩蓋很多東西―—在農村裡，如果哥倆娶不上媳婦，就搭夥過日子，過去沒有人去笑話，只會笑話他們（沒錢）娶不起媳婦，根本就沒人會往這方面想。尼姑庵、廟宇裡面，這種事肯定特別多―—然後那倆……我還記得特別清楚，那時經濟特困難，每月食用油不是特少嗎？我就看著她們倆的日子過得又乾淨又俐落，特別精緻，不是要燒茄子嗎？她們還拿半鍋油來炸這個茄子，所以我對她倆印象挺深的。那時，她們倆和我爺爺一樣，也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都是胡同裡面從小一起長大的，她倆從小都是夥伴，她們之間的感情真的特親密，一點都不曖昧，就像兄妹似地坦蕩。她們也不避嫌，因為心裡沒有這一層（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陸姨」訪談，二○一○／二／十八）
「陸姨」在對現實中的同性戀群體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後，記憶裡的某些片段被激活，她的個人回憶和複述出現了多次記憶修復與重構，如將原有模糊的記憶凸顯對立，並進行類型化：「兩個都長得挺秀氣的，有一個特耍，另一個特溫順，就這麼兩人」。在這種表述中，她暗示著同性戀的角色劃分。「她們用這種方式（即她所謂的『帶髮修行』）來掩蓋很多東西」，而這種「掩蓋」是在「陸姨」的回憶中才意識到的；以及她的推測―—「尼姑、廟宇裡面這種事肯定特別多」和直觀的感覺―—「感情都真的特親密，一點都不曖昧，就像兄妹似的」。這對女伴內心的坦蕩促使她倆表面行為的磊落：「她們也不避嫌，因為心裡沒有這一層。」正是同性戀文化的缺失和父權制下對女性的集體忽視，才產生了這樣的「漏網之魚」。
有一次，在北京同志中心舉辦的一場文化沙龍上，主講人放映了體現中國南方同性戀者生存狀態的紀錄片《Gay那話兒》。在播放完後的交流環節，有同性戀者站起來問：「為什麼影片中的內容都是關於性行為方面的？」導演坦然地回答說：「說實在的，除了性行為之外，我不知道同性戀跟異性戀有什麼區別。」這樣類似的答覆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在實地調查中，我的經驗感受也是如此。性行為無疑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構成，若不同群體的「文化差異」只限於行為本身，似乎有些狹隘。這裡並非刻意強調某個族群必須要發展出屬於自身的亞文化，而是想呈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中國有悠久的同性愛慾史與傳統，但當下的同性戀社群卻缺乏自己獨特的亞文化。一些同性戀朋友會告訴我說「Gay本身就是一種文化」（「XSS」訪談，二○一○／十一／六），但這種搪塞式的含糊回答並沒有給人滿意的答案。
瑪麗．麥金托什曾追溯過英國同性戀角色的發展歷程，認為十七世紀末倫敦男同性戀角色的出現與它的亞文化形式密切相關（McIntosh, 1968）。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西方社會的同性戀共同體形成了作為一個特定族群的標誌性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彰顯了自己的集體身分與認同，而且推動了同性戀權益運動的發展。而在中國，如果我們試著追問一下：所謂的同性戀「亞文化」究竟是什麼？它與異性戀文化機制有何差別？我們所能得到的答案很寥寥，或者答案只剩下性行為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俚語。
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具有傳承性。在中國同性戀的漫長歷史中，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是隨著民國初期從西方引入（性）科學的過程中逐漸被公共知識分子接受的，它與中國古代意義上的同性愛慾行為完全是兩個概念。換句話說，這種現代的、西方意義上的同性戀身分與中國傳統的同性戀行為之間存在一個斷裂，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傳承性。更重要的是，西方風格的同性戀身分和生活方式被認為是繁榮年代的產物，成為經濟和技術變遷的性文化的表達，「在接受同性戀的性身分並使之適應亞洲都市文化的背後，是後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和不同的利基市場，而非國民性的身分建構」（Berry, 1994: 11）。對民國時期的中國人而言，這種現代同性戀身分彷彿是外來的和強加的。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同性戀現象被當成一種封建餘孽與資產階級毒瘤，它被徹底否定並清除出公共領域。到了二十世紀八○年代，隨著國門的重新開放，同性戀話語又在公共領域逐漸浮現，這時復蘇的是民國時期的一套已經被當代西方性科學廢棄的過時話語與觀念。在思想貧瘠的年代，這些陳腐的話語很容易被灌輸到人們的腦海裡，從而幫助人們恢復早先關於同性戀的集體記憶。近些年來，儘管這種現象已經有很大的改觀，但是在異性戀社會、在很多家長那裡，此類陳腐的話語仍然被認為是一種正統的官方話語。而在現實的同性戀生活實踐中，作為行為「榜樣」的是二十世紀五○、六○年代出生的同性戀者，在這些人的性活躍期，同性戀仍被社會壓制著，同性性行為是極其隱蔽和不可言說的，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對很多人而言，身分認同可能不是緊迫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經地義，自古如此。這個世界上只有異性戀性取向，這種狀況的「意外後果」是，同性戀者因性取向而導致個人、家庭的悲劇較為少見。這一代同性戀者很多都生活在事實的異性戀婚姻內，並在各類游弋場所保持著一定量的同性性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同性戀只剩下行為本身，對於在社會中隱去的、零散的、互不認同的個體而言，又何談集體共享的「文化」？所以童戈（二○○八）才會說同性戀消費場所的出現，扭轉了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在沉重的社會歧視與壓制下只剩「陰莖－身體－身體孔道－體液交換」的狀況。
二十世紀八○、九○年代以及之後出生的同性戀者，他們的生態狀況大不一樣，在討論中國同性戀社群時需要區分這種代際差異。改革開放之後出生的同性戀者可以通過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確認自己的性取向，當「身分」赫然出現在每一個質疑自己性取向的人面前時，身分認同便構成一個「問題」。同性戀主體已經出現在公共領域，性身分成為每個人都需要捫心自問和內心考量的生命議題。於是，各種因性取向而產生的困惑、自我拒斥以及家庭矛盾成為同性戀者生命史中的重要歷程，精神壓力、抑鬱、自殺（未遂）等現象頻頻發生。另一個結果是，由於重新發現了自己內心隱藏、壓抑多年的真實身分，老一代的同性戀者紛紛選擇與原有的家庭決裂，尋找屬於自己的、所剩無幾的晚年生活，以釋放被禁錮多年的同性慾望。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不能一味地在道德上譴責已婚的同性戀者，而應該區別對待。正如很多同性戀者意識到的，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結婚的現象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其具體問題錯綜複雜、因人而異。當然，這不足以為那些懷著明確目的、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異性戀婚姻作為逃避手段的同性戀者開脫。新一代的同性戀群體又存在因地域、家庭環境、教育背景、交際圈等各種因素造成的巨大異質性，他們在初入同性戀圈子時往往受老一代同性戀者行為的影響，這對很多「戀老」一族的影響尤深。同性戀社群的行為方式本身得到了一定的延續，然而這種純粹以性行為作為主要內容的傳承被很多人引為詬病。但是，這種情況隨著代際的轉變正在逐漸發生變化。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社會性別、現代社會學理論以及印度納薩爾運動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認同而不出櫃：中國同性戀者的生存困境》（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