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折騰，就是陳教授所謂的新的「社會契約」可能帶來的「附帶損害」了。
難怪他在早先的論文「社會運動與法律」中坦承，中英聯合聲明和九七回歸前景「令香港市民…開始珍惜英國殖民統治者引進香港的法律制度，並努力守護和鞏固它。」
事已至此，如今港人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做順民？
陳弘毅還警告，《港區國安法》未來恐怕難以解決港人身分認同的危機問題。反對派若對中央採取對抗及不合作態度，兩個陣營持續對抗，關係惡劣，則政治危機問題可能無轉機。
其實陳弘毅也瞭解，民主派在香港從誕生以來一直是在逆境中奮鬥的。只要在選舉上稍有比較平等競爭的場域（如末代港督在位的一九九五年），民主派就能有勝算。港府和建制派都很清楚，北京操控的選舉安排向來缺乏公平正義，建制派是受惠者，所以他們死心塌地的表忠。然而歷年來的選舉紛擾，示威運動，乃至街頭暴亂，都是源自這個困擾多年的老問題。
孰與為之，孰令致之？京官高高在上的「企硬」，把任何讓步，即使是回歸公平場域的必要讓步，都當成示弱，又如何能服人心？如何能期望民主派合作？如何要他們以忠誠作為交換條件？作為基本法委員會的一員，陳弘毅難道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嗎？
＊作者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評論文字散見港台報刊，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最後一個租界 : 香港變局紀事》（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