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帶來的公共衛生災難
「公共衛生的災難與歧視有很大關聯，」杜聰在投入照顧愛滋遺孤的慈善事業幾十年後，發出這番感嘆。他稱愛滋病的歷史見證了，歧視如何放大我們人類對未知疾病的恐懼，也最終讓疫情災難無法控制，「全世界已經有約4000萬人死於愛滋相關疾病，歧視的代價太大了。」
杜聰初中畢業後，隨父母移民到美國舊金山三藩市讀高中，接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習得金融專業，並在哈佛大學攻讀東亞研究碩士學位，畢業後擔任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和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他說，1998年回到香港工作之際，創立智行基金會，專門開展愛滋病的防治宣傳公益活動。他會特別關注愛滋病的原因是，當初隨父母到舊金山讀書時，正碰上美國發現首例愛滋病，而三藩市是重災區，人們陷入恐慌，他熟悉的一位老師也死於這一疾病，這令他深刻感受社會對該疾病的歧視現象。
「每一天新聞頭條都說這是一種怪病。它無藥可救，沒有正式名字，也尚未有HIV跟AIDS這些字眼。」杜聰說，當時媒體與政府對疾病散播渠道的解讀，導致同性戀者遭汙名化，「在歧視下，逝者得不到同情，異性戀者置身度外，覺得這不甘異性戀的事。最後美國成為當時全世界愛滋病人口大批爆發的國家。」
「所以，歧視一個群體要付出的巨大代價，不只在於這個群體，也報應於全世界。」他接著說，如果媒體與政府一開始能夠正確、謹慎地公布疾病資訊，就不會造成那麼多遺憾。
愛滋孤兒終生面對的創傷與歧視
杜聰說，中國的愛滋病疫情，何嘗不是與歧視與貧困息息相關。
1990年代初期，河南、安徽等華中地區政府提倡血漿經濟，不幸爆發「血禍」。河南省遍地設立賣血站，許多偏鄉村落居民賣血，以貼補家用。每次上門抽血都能賺40到50元人民幣，對於窮苦的農民而言是一筆龐大的數字，所以他們樂此不疲，頻繁賣血、抽到沒有血管可以抽、抽到昏倒的情形比比皆是。
賣血者以為這是一筆與衛生部門皆大歡喜的交易，但災難卻悄悄降臨。因為當時很多賣血站都是地下非法經營，而且採用不合公衛標準的方式抽血。血站人員為了讓賣血者「回血」，把好幾個人的血放在離心機中，等到血漿分離之後再回注到每個人的血管，而且當時所採用的注射針頭根本就沒有消毒，就直接插入另一個人的血管內。
所以儘管很少發生婚外性行為和吸毒事件，但愛滋疫情仍在華中農村間大規模爆發，在賣血產業興盛下，多個村落估計有高達60％成年人口感染了HIV病毒。由於地方政府起初欲息事寧人，疫情實際多嚴重，無人知曉。
經常為河南省愛滋病患奔走的高耀潔醫生估計，光是河南省就至少100萬人感染。新華社估計，中國的愛滋孤兒人數在2010年達26萬人；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則估算，2007年中國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人數達5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