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於香港的杜聰，曾經是華爾街坐擁金錢、名譽與地位的菁英，後來他放棄原先平步青雲的金融業職涯，深入中國貧困農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一個人可以通過奉獻和愛心，改變無數人的命運。
前往中國北京出差的一趟旅行，徹底扭轉杜聰與3萬名中國貧困兒童的人生軌跡。
「我2001年在北京遇到一對來自河南的愛滋病患父子，他們跟我說村子裡還有很多人都得這種病。我感到很不對勁，農村如此保守的地方，怎麼可能會有大量吸毒或性行為？這讓我決定前往河南考察一番，」杜聰說，進到村子之後，他被眼前的景象給震撼了，「我從未遇過一個小小的地方竟面臨這麼大的苦難。」
回憶起當時，杜聰記憶猶新。他告訴《風傳媒》，他看見無數成年人死於愛滋病，倖存者飽受疾病與喪偶煎熬，生活極度貧困，更無力扶養子女，被迫在治病與孩子教育間做取捨，「隨著死亡人數增加，有些村甚至幾乎消失一代青壯年人口，村民對家鄉的未來不再抱有希望，有能力的人紛紛搬離，只剩下老、病、窮者痛苦殘喘，陷入像貧民窟那樣的惡性循環。」
「我來得太晚了，病入膏肓的、死掉的人數很多。但我清楚，孩子還有救，孩子是村子未來的希望。」此後，杜聰透過自己幾年前在香港創立的智行基金會，發起助學、心理輔導、職業培訓與社會企業等慈善項目，投入全部精力在照顧愛滋遺孤上。
「我發現繪畫可以幫助孩子們表達內心的情緒，所以讓他們從2005年開始接觸藝術治療，」他說，起初孩子們的畫作令他備感揪心，「才幾歲的年紀，畫的都是些很黑暗的畫面，棺材與骷顱頭。」
經過多年療癒與扶助工作，杜聰自豪地告訴《風傳媒》，許多受助對象已經走出陰霾，能向媒體公開談論過去，甚至成為專業的繪畫老師，回過頭來輔導智行基金會現正協助的年幼孩童。「今年是智行創立第25周年，我們在台北舉辦『玫瑰園。愛。智慧』畫展，展出愛滋遺孤們的66幅畫作。」他欣慰地笑著說，「現在孩子們的畫作裡看得見未來與希望的光亮。」
畫展自4月8日至4月16日於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舉行，並邀請學者和民間組織參加閉幕論壇，討論如何消除愛滋病標籤所造成的歧視和霸凌。杜聰表示，玫瑰園意指「耕耘付出才能開花的園地」，「默默耕耘直到現在長出很多玫瑰花，這是一座志願者、持份者、受助對象共存的，沒有歧視，平等且色彩繽紛的玫瑰園。」
「所有社會都能有這樣五彩斑斕的玫瑰園，這是我的願望。」他說道。
認識杜聰：
香港智行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1967年出生於香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碩士。曾在華爾街工作十年，為高薪厚祿的銀行家。1998年，創立智行基金會，投入扶助愛滋遺孤與貧困兒童的慈善項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菲律賓「拉蒙‧麥格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十大抗艾英雄」、「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等多項榮譽。
歧視帶來的公共衛生災難
「公共衛生的災難與歧視有很大關聯，」杜聰在投入照顧愛滋遺孤的慈善事業幾十年後，發出這番感嘆。他稱愛滋病的歷史見證了，歧視如何放大我們人類對未知疾病的恐懼，也最終讓疫情災難無法控制，「全世界已經有約4000萬人死於愛滋相關疾病，歧視的代價太大了。」
杜聰初中畢業後，隨父母移民到美國舊金山三藩市讀高中，接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習得金融專業，並在哈佛大學攻讀東亞研究碩士學位，畢業後擔任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和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他說，1998年回到香港工作之際，創立智行基金會，專門開展愛滋病的防治宣傳公益活動。他會特別關注愛滋病的原因是，當初隨父母到舊金山讀書時，正碰上美國發現首例愛滋病，而三藩市是重災區，人們陷入恐慌，他熟悉的一位老師也死於這一疾病，這令他深刻感受社會對該疾病的歧視現象。
「每一天新聞頭條都說這是一種怪病。它無藥可救，沒有正式名字，也尚未有HIV跟AIDS這些字眼。」杜聰說，當時媒體與政府對疾病散播渠道的解讀，導致同性戀者遭汙名化，「在歧視下，逝者得不到同情，異性戀者置身度外，覺得這不甘異性戀的事。最後美國成為當時全世界愛滋病人口大批爆發的國家。」
「所以，歧視一個群體要付出的巨大代價，不只在於這個群體，也報應於全世界。」他接著說，如果媒體與政府一開始能夠正確、謹慎地公布疾病資訊，就不會造成那麼多遺憾。
愛滋孤兒終生面對的創傷與歧視
杜聰說，中國的愛滋病疫情，何嘗不是與歧視與貧困息息相關。
1990年代初期，河南、安徽等華中地區政府提倡血漿經濟，不幸爆發「血禍」。河南省遍地設立賣血站，許多偏鄉村落居民賣血，以貼補家用。每次上門抽血都能賺40到50元人民幣，對於窮苦的農民而言是一筆龐大的數字，所以他們樂此不疲，頻繁賣血、抽到沒有血管可以抽、抽到昏倒的情形比比皆是。
賣血者以為這是一筆與衛生部門皆大歡喜的交易，但災難卻悄悄降臨。因為當時很多賣血站都是地下非法經營，而且採用不合公衛標準的方式抽血。血站人員為了讓賣血者「回血」，把好幾個人的血放在離心機中，等到血漿分離之後再回注到每個人的血管，而且當時所採用的注射針頭根本就沒有消毒，就直接插入另一個人的血管內。
所以儘管很少發生婚外性行為和吸毒事件，但愛滋疫情仍在華中農村間大規模爆發，在賣血產業興盛下，多個村落估計有高達60％成年人口感染了HIV病毒。由於地方政府起初欲息事寧人，疫情實際多嚴重，無人知曉。
經常為河南省愛滋病患奔走的高耀潔醫生估計，光是河南省就至少100萬人感染。新華社估計，中國的愛滋孤兒人數在2010年達26萬人；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則估算，2007年中國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人數達50萬。
杜聰說，失去父母的愛滋孤兒，大部分都沒有感染HIV病毒，因為他們出生後，父母才染病，但倖存的人生是充滿荊棘的，這些孩子將來要不斷面對貧窮、歧視帶來的傷害，同時還有「剋／害死父母的罪惡感」。
智行基金會發行的刊物裡分享一些受助學童的畫作，其中一幅「身體健康」底下寫著該名孩童的心聲：「我從小的時候，姐姐和我都非常想看電視，因為家裡非常窮，爸爸為了滿足我們的願望，就去賣血，從那以後爸爸身體很不好，沒過幾年爸爸就去世了，我非常傷心，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身體健康，不要像我家一樣。」
杜聰說，與失去父母相關的陰影，會成為孩子的心魔。「許多父母並不會向孩子解釋他們的病，孩子最終眼睜睜看著他們被病情折磨至死。孩子會自責，認為自己害了父母，沒有辦法拯救父母，也沒有做適當的道別。」他舉例孩子面對的各種創傷，還有一些父親或母親承受不住壓力，改嫁或離開，所以讓孩子感到被遺棄。
在中國保守且迷信的社會，許多愛滋遺孤遭到霸凌、退學，甚至被父母和親戚拋棄。「不僅如此，未來他們找工作、論及婚嫁都可能面對歧視和傷害。一旦坦露自己與愛滋病的關聯，就投射來的異樣眼光。」杜聰說道，他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及時介入扶助，這些孩子在長大過程中還會遭受多少傷痛、失去多少潛在機會，可能因此容易誤入歧途，甚至對社區、社會產生欲報復的仇恨心態。
他繼續說：「基金會做的工作就是，透過助學、職業培訓與心理關懷，讓這些孩子能夠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成為有價值的人力資本，而非淪為社會的龐大負擔，讓社會付出更多成本。」
他舉例道，許多孩子一開始因為貧窮與見識有限，沒辦法擁有「夢想」，智行每年因此為受助學生舉辦夏令營活動，帶他們離開農村，遊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與企業員工及知名學府的大學生交流，「等他們親身體驗世界的開闊後，才會對未來有具象展望，以及極積活下去的動力。」
認識「智行基金會」：
以「把智慧付諸於行動，締造一個更平等、健康的社會」為理念，1998年成立於香港的合法慈善團體。服務人群分佈在河南、雲南、廣西、廣東等地的兩百多個農村之中，以受愛滋病影響家庭的孩子為主，亦包括受貧窮、疾病、歧視影響的學生。自2002年以來，藉由教育、關懷、預防及反歧視等慈善項目，累計幫助了3萬多名中國學子。
「善的循環」
杜聰向《風傳媒》說，智行基金會在服務敏感人群方面的獨特之處是，「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強大內心，克服障礙。太多保護的話，會讓他們難以克服心魔，一輩子沒適應過來。」
他強調，必須協助受助兒童克服對心魔的恐懼，別為了避免二次傷害，就永遠不在他面前提起，「要知道，每個人都有心魔。比如我小時候的心魔是，擔心他人知道我的父母離異；我們基金會其中一位知名的志願者張國榮，曾經的心魔是自己的性傾向，但他後來大方介紹男性愛人，即使在那個年代不能消滅所有歧視，但歧視不會再傷害到他。」
他指出，受助對象離開機構的時候，人生還有很漫長的幾十年，所以金錢資助不是唯一的幫助方式，「不僅要給他魚、還要教他如何釣魚」，心靈療癒與自信心的提升也同樣重要。他說，依照佛教的說法，這即是布施的三種分類：財布施、法布施與無畏布施。
在他特有的一套慈善方法論裡，「法布施」不是原先的佛法之意，而指的是方法。「不是所有孩子都對讀書有興趣，所以我給予他們職業教育機會，設置工作坊、麵包學校、烘培社會企業等等，讓他們成為自己釣魚的人，在社會企業裡就業，以商業運營反哺公益。」
他接著說，無畏布施則攸關安全感的供給，「一個孩子在哭，抱著他，讓他不再恐懼、不再哭，就是無畏布施。很多年後，孩子們回過頭來細想，基金會提供最大的幫助不會是讓他們讀書，而是給予他們更強大的內心。」
這份安全感的供給來自於「家的感覺」，「受到的歧視讓受助對象感到孤立，但基金會是一個能給他們愛與溫暖的大家庭，」他說，不少受助者長大後願意分擔「家庭責任」，智行基金會高達六至七成的員工都是當年的受助者，「大學時回來當志工，畢業也回來做全職。」
「我特別感動，十幾年前，還是孩子的他們參加了夏令營，現在長大的他們變成我一起努力的夥伴。」杜聰說，這就像是滿意回饋單被客戶填了「極為滿意」一樣讓他感到幸福，「長大的孩子們因為認同這裡的服務與價值，願意回來，達到了善的循環。」
慈善事業的挑戰
25年來，杜聰從華爾街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超過3萬個孩子口中的「杜爸爸」，智行基金會的服務範疇一再擴大，從愛滋遺孤轉向受愛滋病影響的孩童，再到受歧視影響的「困境兒童」。長年在創投圈打滾的經驗，讓杜聰擁有很高的換位思考與談判能力，精準定位資助對象與慈善項目，也知道該如預見挑戰和提前準備。
有鑑於消除社會對愛滋病的歧視還有漫漫長路，他希望號召更多人加入慈善的行列，將智行的公益理念生活化，把慈善活動發展成永續項目。為了達到這些目標，他把自己琢磨多年的慈善方法論分享給所有人，長期在中國、香港、歐美各地的大學演講，談慈善機構的財務管理、社會企業的創辦運營。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開放成長，肯定會有更多人從貧窮到小康。這時候慈善工作應轉型成社會企業，發掘中產階層的剛性需求，例如麵包、咖啡，聘請受助對象做為社會企業的工作夥伴。」他說，請人每天捐錢是不實際的，但是吸引人每天上門購買咖啡、麵包，是可行的。
他告訴《風傳媒》，現在自己擔心的是，隨著人工智慧、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以後很多流水線、客服的基礎崗位將由機器來取代，孩子們就業方向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要引導他們去具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希望他們在這些行業裡找到自己的職業興趣點。」
正如法國20世紀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言：「一個人只能為別人引路，不能代替他們走路。」杜聰希望，基金會能成為受助對象的指路明燈，為他們指明人生的許多可能，「我可以幫忙增加他們找到理想職業的機會，走不走是他們的選擇，無論孩子們喜歡做什麼工作，我都會支持，畢竟快樂地工作會事半功倍。」
杜聰說著、說著，突然笑著說自己還有另一個可愛的煩惱，「農村的爺爺、奶奶現在都對著孩子說『你們就只聽杜爸爸的』，孩子們長大後，照著基金會指點的路去發展，沒有照著農村家長典型的期待去規劃人生，我讓一些爺爺、奶奶們吃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