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則是幫助中國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利用人口紅利，發展大規模低水平的製造業，再加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總量不斷走高，然而這些「低垂的果實」已被摘完，必須進行產業升級，通過附加值更高、效率更高的新產業，替換高污染、低效益的舊產業。目前擺在中國面前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過去，成為中國經濟的母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強在上海任職期間的新冠疫情應對雖被大眾詬病，但也被讚譽用超常措施、超常速度引入電動車巨頭特斯拉。有觀點認為，這與當年引入iPhone手機生產鏈意義相似，通過引入一個巨頭，有望帶動整條產業鏈，最終盤活整個智慧型手機行業。而電動汽車在中國產業升級中被寄予厚望。
梳理完李強面臨的三大任務，背後的悖論也浮現出來——一方面，他與習近平歷史極深（在浙江時期的秘書長），但另一方面，過去幾年中國對教育、網際網路、房地產等領域的強力監管，讓民企戰戰兢兢，對外強硬，使外資憂心忡忡。他對外資和民企的喊話甚至承諾，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實處？
主流的觀點認為，作為習近平「近臣」的李強將很難有自己的主張和創見。但反對者也可以說，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私人關係反而能夠助力總理取得更大成績，比如30年前的江澤民和朱鎔基，正是因為前者的力挺，朱鎔基才可能在礁石遍布的改革之路上「摸著石頭過河」。如今的李強面對體量更大、更複雜的經濟難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習近平的支持，還值得觀察。
在中國，總理還重要嗎？
中國的「黨政體制」下，黨中央更多負責頂層設計、意識形態、宣傳、軍事等，國務院總理要應對經濟社會治理的細枝末節，尤其在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下，總理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從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後在1954年憲法，國家主席擁有實權，有權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到了1982年版憲法，國家主席成為虛職，行政權力完全移交到國務院，實施總理負責制。
前總理朱鎔基時代，這一體制運行的尤為明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國企改革到到房地產改革再到加入世貿組織，都打上了鮮明的「總理」烙印。
不過習近平上台之後，改革事項不再由總理主導，而是成立了諸多橫跨多部門的「領導小組」，更多原來政府主導的議題由中共中央的名義來具體安排；而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潛台詞是「弱化總理角色」。鄧小平時代提出「黨政分開」，到了2017年「兩會」時，王岐山特地糾正為「黨政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