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在中國海南省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履新還不到三周的中國總理李強發表講話，這也是他上任後在國際場合的「首秀」，外界也可以借此機會一窺這位新總理的執政風格。
中國新總理演講的內容大體上四平八穩，並沒有衝上媒體頭條的金句。但還是有不少詞匯體現出李強的個人特點，超出了中國政治語境的習慣，比如，他說「亞洲絕對不能生亂生戰」等。
李強演講是台下坐著不少外籍人士，在每次鼓掌時稍顯猶疑，一個原因可能是翻譯帶來的延遲，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希望在字裡行間更深了解這位執掌中國的二把手。
上任23天，李強言行透露了什麼？
通過中國政府網的記錄，李強上任以來的23天（截至4月2日），參加了15場與經濟有關聯的公開活動，細究他講話的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些能夠透露其執政思路的蛛絲馬跡。
第一個信號，作為新總理，李強在不少政策上延續了前任李克強的軌跡。比如，他在3月2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在任時推出的一系列減稅降費的臨時性政策，在這次會議上確認會延續，包括減半徵收物流企業大宗商品倉儲用地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減徵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政策、減徵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部分所得稅政策、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政策，等等。
在3月30日的博鰲論壇上，李強稱，「我們將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保持我國金融運行整體穩健，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他的前任李克強在金融海嘯後上任，對「防風險」很敏感，「李克強經濟學」中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都意在於此。目前看來，李強還沒有改變這些方向的打算。
第二個信號，李強在多次外交會談中，提及在數位經濟、綠色經濟等新領域的合作。比如，3月29日會見象牙海岸（中稱科特迪瓦）總理阿希，3月31日會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日會見馬來西亞總理安華，4月2日會見日本外相林芳正，無一例外提及有意將上述領域作為雙方合作的新引擎。
特別是在4月1日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會談中，更詳細地稱，兩國要挖掘數位經濟、人工智慧、電子商務等領域合作新潛能，構建人才培養交流、科技企業孵化、聯合研發、產業落地的「全鏈條」合作模式。
過去23天，李強去了湖南、海南兩個省調研。在湖南，他調研的主題是先進製造業，訪問了中車株洲電力機車、長沙比亞迪汽車、藍思科技等企業。
調研過程中，李強稱，「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是我國經濟的根基所在，隨著國內外形勢發生複雜深刻變化，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一個重要關口，我們堅守製造業的決心不能動搖，做強製造業的力度必須加大。」這似乎與他所處的時機有關——他上任之際，中國和西方在晶片等高端製造領域的「脫鉤」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國內則繼續轉型發展更高品質的經濟，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個特點，對外商喊話將進一步開放。15場活動中，5場外國政要會見，4場外國企業家或機構代表會見，一個國際論壇講話（博鰲），還有在海南調研自貿港建設，佔據他公開活動的絕大多數。這些場合，他基本上圍繞兩個主題在對外資喊話：中國的發展為不確定的世界經濟注入很大確定性；中國將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放開市場准入。
李強的三大緊迫任務
僅靠23天的公開活動，還難以全面觀察李強的施政思路，但外界普遍認為他當下急需面對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是重建民企信心。過去幾年，中國的民營企業經歷了罕見的打擊——教育培訓行業被「一刀切」；互聯網巨頭們約談、退市、罰款、拆分；房地產企業們腳踩「三道紅線」後，債務違約，瀕臨破產，留下一地「爛尾樓」。這幾天，馬雲回國的消息佔據諸多媒體頭條，因為市場太需要這樣一次標誌性的露面營造「拼經濟」的氛圍，當然，側面也反映出，民企的信心有多不足。
而李強恰恰被認為具有「民企基因」，比如他在總理記者會上說「社會上有一些不正確的議論，使一些民營企業家內心感到憂慮」，指的就是民營企業家對「國進民退」的擔憂；他還說，「我長期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工作」，就是指他曾在浙江主政，他出生的溫州市更被譽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之鄉」。
第二個緊迫問題則是吸引外資。過去20多年中國一直是外資眼中的淘金之地，無論是作為生產基地，還是消費市場，但疫情下中國嚴格的「清零」政策讓外資望而卻步。一周前，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總裁何邁可（Michael Hart）表示，美國企業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態度「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更加消極」。但他給出的理由是，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繼續加劇，「使商業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
中國美國商會對其900多家會員企業最新年度調查中顯示，55%的多數企業不再將中國視為前三大投資重點之一，這是有此調查後首次出現該狀況。去年，認為「雙邊關係的不確定性」是其在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的企業上升了10%，達到66%。與此同時，認為中國對外國公司的歡迎程度降低的企業也增加到49%。
經濟學人智庫（EIU）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蘇月表示，李強試圖向私企和外國投資者保證，中國政府將堅持發展民企並歡迎外資。但是，「即使李強作為一個親商的總理出現，並且在浙江和上海的任期內有良好的記錄，但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意味著信心不會立即恢復。」
第三則是幫助中國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利用人口紅利，發展大規模低水平的製造業，再加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總量不斷走高，然而這些「低垂的果實」已被摘完，必須進行產業升級，通過附加值更高、效率更高的新產業，替換高污染、低效益的舊產業。目前擺在中國面前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過去，成為中國經濟的母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強在上海任職期間的新冠疫情應對雖被大眾詬病，但也被讚譽用超常措施、超常速度引入電動車巨頭特斯拉。有觀點認為，這與當年引入iPhone手機生產鏈意義相似，通過引入一個巨頭，有望帶動整條產業鏈，最終盤活整個智慧型手機行業。而電動汽車在中國產業升級中被寄予厚望。
梳理完李強面臨的三大任務，背後的悖論也浮現出來——一方面，他與習近平歷史極深（在浙江時期的秘書長），但另一方面，過去幾年中國對教育、網際網路、房地產等領域的強力監管，讓民企戰戰兢兢，對外強硬，使外資憂心忡忡。他對外資和民企的喊話甚至承諾，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實處？
主流的觀點認為，作為習近平「近臣」的李強將很難有自己的主張和創見。但反對者也可以說，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私人關係反而能夠助力總理取得更大成績，比如30年前的江澤民和朱鎔基，正是因為前者的力挺，朱鎔基才可能在礁石遍布的改革之路上「摸著石頭過河」。如今的李強面對體量更大、更複雜的經濟難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習近平的支持，還值得觀察。
在中國，總理還重要嗎？
中國的「黨政體制」下，黨中央更多負責頂層設計、意識形態、宣傳、軍事等，國務院總理要應對經濟社會治理的細枝末節，尤其在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下，總理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從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後在1954年憲法，國家主席擁有實權，有權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到了1982年版憲法，國家主席成為虛職，行政權力完全移交到國務院，實施總理負責制。
前總理朱鎔基時代，這一體制運行的尤為明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國企改革到到房地產改革再到加入世貿組織，都打上了鮮明的「總理」烙印。
不過習近平上台之後，改革事項不再由總理主導，而是成立了諸多橫跨多部門的「領導小組」，更多原來政府主導的議題由中共中央的名義來具體安排；而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潛台詞是「弱化總理角色」。鄧小平時代提出「黨政分開」，到了2017年「兩會」時，王岐山特地糾正為「黨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國總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強於一些國家的虛銜總理，比如法國總理、俄羅斯總理。
從中國的制度設計上來看，李強總理的權力範圍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總理對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具有最後決策權，而國務院職能包括財政、稅收、民政等各個方面；
#其二，總理還有創制權，他可以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議案，通過後即成為國家法律；
#其三，總理還可以通過國務院令，頒行或廢止行政法規，任免國務院下屬各部位官員，以及港澳特區首長，甚至宣佈戒嚴。最近一次國務院令為758號，是今年2月14日由前總理李克強簽署，主要是關於中國公司在境外融資的特別規定。
會有「李強經濟學」嗎？
正因為新總理有可能在社會經濟治理中發揮巨大作用，因此李強上任之初，外界就開始揣測，會不會有「李強經濟學」？
這種領導人名字加上「經濟學」的模式，一般來指代某位政治人物實施的經濟政策。「某某經濟學」，並不是指某個政治人物開創了新的經濟學派，而往往指其實施了獨特的經濟政策。
這種用法首次出現，還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雷根通過建立「小政府」，減少開銷、降低稅收，不搞財富再分配，有錢人雖然會因此更富有，但他們會加大消費和投資，財富由上滲漏而下，最終使各階層受益。因此也被稱為「滲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又稱「涓滴經濟學」）。
從雷根直到歐巴馬都被看作新自由主義者，堅信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直到拜登上台後，這一點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是對「雷根經濟學」的全面反叛，他不僅在預算案中批評「滲漏理論」從來就沒有起效過，還建立「大政府」，著力在經濟規劃中進行收入再分配，以促進長期經濟增長。
在亞洲比較出名的例子是「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寄希望於「大規模量化寬鬆、擴大財政、促進民間投資」三支箭，打破本國經濟「失落二十年」的沉痾。安倍去年遇刺身亡後，外界梳理他的政治遺產，幾乎都繞不開「安倍經濟學」。
在中國，第一次有此待遇的中國總理是李克強。他在2013年上任後三個月，巴克萊資本在一篇報告中提出「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其核心與雷根經濟學有相似之處，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隨後十年，他的執政思路也確實按照這三點來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2007年還在主政遼寧時，經常用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來對經濟體檢。2010年時《經濟學人》認為這三個指標比GDP更可靠的評價指標，並將其命名為「克強指數」，花旗銀行甚至將三個指標佔比細化後，正式用作研究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