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豐原高中發生學生疑遭至少七名師長集體霸凌致輕生事件。該校學生一個月前便在網路公開此事，另有自稱在該校工作的林姓讀者在《NOWnews》新聞留言，卻未獲積極處理。近日，教育局才回應表示，事發後即積極督促學校調查。同時教育部的新聞稿說明「對於老師霸凌學生事件，教育部昨說明，老師對學生霸凌是從109年7月納入準則規範，近3年來通報件數逐年增加，109至111年合計高達649件，確認件數卻僅35件，佔比約5.4％」。作為一位家長，對小孩在校遭遇教師霸凌深感不捨，對因霸凌而輕生深感痛心。然作為一位教師，身處教育第一線，長期觀察、經手校園霸凌實務，對此案件實感漠然，因為此事在此類學生身上，實屬必然。此必然也影響到教育部統計失真之問題。
首先必須說明，霸凌與學生輕生實無因果關係（請讀者先耐著性子看完全文）。不是霸凌就會輕生，許多被霸凌的學生並未輕生，因此無法直接做成霸凌造成輕生之推論；霸凌後輕生與否與學生自身之特質有關，所以只要任何跟輕生有關之因素，都可將其連結至學生輕生之結果。在此前提下，校方處理教師霸凌學生之申訴案，討論時可能做成有霸凌行為但不嚴重；輔導涉及霸凌之老師；輔導被霸凌之學生「正向」接受學校的心理輔導並正常到校。因案件不嚴重，所以無人處理；老師可能有問題，但實際上並不會真的輔導涉案老師；會用盡全力「輔導學生」，提供許多資源，如入班觀課、心理諮商，對學生的一言一行紀錄的巨細靡遺，然後用這些資料佐證學生在校正常。學生提出的所有校外之心理諮商、醫療行為，學校並不認可，而且會找學校熟識的心理師、身心科醫師重新診斷（美其名是第二管道，多增加資源輔導學生）並從中篩選有利校方說法作為紀錄。因此學校並不會正視學生的心理問題，當然不會認為嚴重的心理問題可能造成學生自殺。學校會動用許多「輔導資源」，但輔導的成效由學校判定，而非學生的醫療診斷。學校的輔導目標是讓學生正向面對學校（教師），也就是學校認為讓學生正面面對霸凌他們的老師才是「正向」。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無法避免老師霸凌他們，學校所有的輔導措施也是協助學生正向到學校接受老師的霸淩。
學生能否求援？當然可以，但沒有用。向學校求援之結果如前面所述，換來的是學校用更多「輔導」來協助學生持續被老師霸凌。申訴？申訴要提資料，立時好幾個月。在那幾個月，學生心理狀態已經更為惡化。等到申訴評議結果，學生會看到學校說已採行對學生有利的措施、輔導學生「正向適應學校」。就算提再申訴，再申訴又是歷時好幾個月，再申訴結果可能也還是『學校說已採行對學生有利的措施、輔導學生「正向適應學校」』。就算是訴願，訴願又是歷時好幾個月，訴願結果可能也還是『學校說已採行對學生有利的措施、輔導學生「正向適應學校」』。所以救濟程序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這麼多次的會議都只會採用（其實是複製貼上）校方的說法。學生救濟一路被駁回，心理狀態遲早崩潰。
因為學校作法有目共睹，學生、家長也了然於胸，因此涉及教師霸凌學生案自然「忍下」。台北市大安區某明星國小就有男學童被女老師性霸凌，威脅要打119將男學童送去去勢。該案件廣為流傳，但家長要學童「忍下」，該校校方一知此事，但校方並未通報。同一教師另件違反性平規定案，該校陳姓校長（目前已轉調大同區擔任校長），並未依規定通報性平校安，反而將害人通報為暴力案件。老師對學生霸凌之統計（通報數、成案數）是否足以反映教育現場實況，相信讀者均有定見，而此定見應與教育部之認知有相當差距。
回到輕生案件，霸凌的確會提高心理疾患之可能性與嚴重程度，心理疾患也可能提高輕生的可能性，因為都是可能，所以沒有必然，自然難以論斷因果。沒有因果，刑事責任自然難以成立。就民事而言，因校方沒有專業預知學生會輕生，且已採行動用許多「輔導資源」，讓學生正向面對學校（及「回到學校被老師霸凌」之同意詞），因此沒有過失。在沒有民、刑事責任下，如何追究行政責任?而且校內已經盡力幫助學生了，只是學生還是輕生了，學校深表遺憾（說「遺憾」只是行禮如儀，不要當真（學校因為問題人物離開而鬆了一口氣）!學校沒有責任、不用負責喔！）。
司法體系也是共犯。觀察近期行政法院判決書，可發現法院判例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例如形式採取讓學童表達意見，依據校方之虛偽陳述做成裁量；對教師已明顯使用羞辱、暴力等法定體罰、霸凌事項，無視校方未依法對體罰、霸凌事件進行調查，反而依據校方虛偽陳述，逕自認定教師無體罰、霸凌。既然法院對學校說法不存一絲懷疑、全盤相信，校方做事何必依據事實?作文正是老師的專長，匯集一群老師撰寫違反事實之想像文不過是家常便飯。
校園環境難以撼動，學生申訴體系不具成效(時程過長、依賴校方說法(好複製貼上)，司法體系對校方說法之審查密度過低，這些現象共同促成當前學生心理問題(當然還要加上衛服部認為學生自殺是高樓太多)。學校教師霸凌學生問題已積重難返，立法委員諸公還要修改「國民教育法」「將原懲處、措施或決議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入法，更可能對已水深火熱心理受創的學生們落井下石。
改善校園教師霸凌學生問題之方法無他：公開、公正。如同此案件被媒體大幅報導、把鍋燒熱後，台中市教育局才如熱鍋上的螞蟻宣示善後（重點在「宣示」、而非「善後）。公正依據事實裁量、不偏頗。然公正並不存在校園環境，因此應成立獨立於教育體系（教育行政體系）之救濟單位方能確實改善師師相護之問題。短期可以落實並有成效之方式為：教育部發函全國各校1.必須落實兒童權利公約，違背公約精神之措施無效（此本為法治觀念，但教師就是沒有法治觀念）；2.裁量必須依據事實，裁量理由必須說明所依據之事實，裁量理由必須與結果一致，如僅有理由，未附事實依據一律無效（此本為行政程序法規定之事項）；3.學生一旦提出對教師霸凌之指控，或因教師而起的各種傷害，應依據學生之個人意願先行轉班，待學生身心恢復，並參考調查結果，決定後續處理。司法院發函各法院，1.要求法官應確實認知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2.行政規定、處分、裁量有違兒童權利公約者無效（兒童權利公約為國內法，位階本在行政規定之上。然並非所有法官均認知兒童權利公約位階高於行政規定）；3.對學校提出之說法、理由，應檢視其事實依據，未具事實依據之說法、理由無效。且對學校提出事實之審查密度應高於學生所提供之事實。
＊作者為台中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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