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秀梅觀點:歷史記憶的鬥爭─台北之春

2023-04-21 05:30

? 人氣

樂生抗議行動中的丘延亮。(作者提供)

樂生抗議行動中的丘延亮。(作者提供)

《臺北之春》的出版適時,具有重思歷史記憶、左翼運動與思想轉向的多種意義的探究。謹就卷三 「清議」篇(第十九到二十七章)的內容,展開跟作者的對話。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歷史宛如一個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贗品很多

第十九章〈「臺北之春」前的凍土生態〉一文中,阿肥老師以極為細膩與準確的文學筆調描述當年白色恐怖「魑魅魍魎」的時代感,長達五十五年以「懲治叛亂條例(包含漢奸條例)」為名的法西斯行動,到底「獵巫」了何種人?作者如何介入歷史記憶的鬥爭?

歷史記憶是場鬥爭。從納粹集中營倖免罹難的記憶理論學者里科(Paul Ricoeur),在其《記憶、歷史、遺忘》一書中提醒:

「常識是一個十分脆弱的意見世界。理性,一直被『它的歷史所質疑』篡改。所謂回憶就是在與遺忘做鬥爭,而在時間的長河裡,歷史宛如一個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贗品很多」。

記憶被遺忘,歷史記憶也會被不同時期的權力操弄。回顧過往,神秘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解密,猶如潘朵拉盒子,讓不同黨派、相關執行機構、學術單位、民間團體、當事人、受害者家屬、加害者等複雜的記憶政治「各表」或「各取所需」,正延續了六〇年代「魑魅魍魎」的氣氛,而且發揮的更淋漓盡致,何需「轉型正義」?

20230323-2005年丘延亮在香港浸會大學與陳映真的最後合影。(作者提供)
2005年丘延亮在香港浸會大學與陳映真的最後合影。(作者提供)

阿肥老師寫下以下的這段話,也許對於「魑魅魍魎」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已經表達得更清楚:「未能遺忘或被遺忘,或許,更精確地說,被逼去記起或被記起,被創發的新記憶所羅織或「驚醒」,或僅僅變成容易被「憶起」的傳聞及人名,則每每成為了「死生有命」、存歿未卜的候刑者,列冊為整肅高官筆下的符號或鬼魂,成就了曾參殺人的故事,不由自主地為統治者的堅壁清野效勞。」 

這段歷史記憶的鬥爭必須放置於年鑒學派所謂的「結構、局勢與事件」複雜因素分析,六十年代的臺灣結束了五十年代大規模的「左翼肅清」之後,迎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段「快樂的出航」隨即被一九六八的風暴衝擊了。因此必須清除誰?為何?

阿肥的見證就變得重要。我比較好奇的是這段歷史再現有何種「新記憶」被創發?創發的新記憶是否又再度的成為當事人的創傷?特別是盡信「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所偽造的檔案資料而不容質疑的歷史學者。

左翼運動如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阿肥老師與我共同的左翼啟蒙的養分來源於俄國文學。他的六〇年代在媽媽的沙龍裡耳濡目染經歷三十年代進步文人圈的優雅與不屈。我的俄國文學閱讀要晚三十年,當他提起媽媽的俄國文學老師是翻譯大家鄭振鐸時,我們的「羅亭」冒現了,就不要說魯迅又把我們拉的更近了。

文學左翼是世界性的,必然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的良心與反抗,阿肥覺得六〇年代的左翼啟蒙:「如今反身自省,如我一輩在一九六〇年中期生成的「台灣本土左派」 ,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全無來由的。它除了是反抗當下社會不公不義的必然呈現,也多少是千絲萬縷石壁間隙中滲下的、左派正義及人性滋養所保育的萌生物──或者可說是一九四九年即被禁絕的《台灣文化》及其他潛入地下之思潮、及其脈動之隔代遺傳的沉澱物。」

六〇年代臺灣左翼所創造的萌生物或沉澱物也成為了我在臺灣文學系教學、研究與帶研究生的重要養分,正因為有此豐潤的文學、文化與社會積累,讓相信有這段歷史發生的學子們對國族主義與法西斯的警醒。

卷三有阿肥老師對於左翼運動的真切剖析與理解。他理解的「台灣本土左派」的出现,沿用了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對於花粉所碰撞出的微粒運動概念。

他認為:「亦即在愈嚴峻規範的僵硬體制中,真正教世界還在轉動而不停止的,是愈千絲萬縷的細微連動,雖然它們不為人肯認,交做的發生皆於非正式關係的空間中,但它們無疑是屬一種社會性的「布朗運動」(Brownian Movement)!這樣一個Micro Dynamic(細微動理)當然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生理的東西,而是心理的、人理層面的現象了!」

臺灣左翼運動的性質分析與繼承始終是個難題;來自歷史性的、政治的、社會性質的、宗派的與路線等等的歧異,在這樣淺層的左翼土壤裡,阿肥老師的「布朗運動」理論似乎成功地曾經在樂生運動中實踐出來,「樂生運動青年」成為了時代標記。但是問題來了,左翼運動如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的古老課題又出現了。是否需要組織化?如何分析社會?左翼的世界觀為何?如何面對「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也許這不是阿肥老師要回答的問題,答案也許隨風飄逝,也許也正在「布朗」運動。

20230323-樂生抗議行動中的丘延亮。(作者提供)
樂生抗議行動中的丘延亮。(作者提供)

舊殖民地的思想轉向

在新冠疫情的三年裡,與白色恐怖歷史相關的出版與官方補助的文藝活動驚人,有些也涵蓋到九十年代。這些內容有精彩之處,但是大部分主導的新冷戰文化意識形態,確有阿肥老師形容的「文化斷裂、失棲、政治庸俗、失所的處境中」。為何會走到這個地步? 對此文化現象我有深深的自省,是否有些是我的朋友?是我們培養的學生嗎?體制鼓勵造假,一不小心會不會成為幫兇?

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在二戰戰爭結束後九年做了日本知識文化思想轉向研究,他的挑戰乃在於他所研究的成為「轉向」研究物件的當事人不僅還活著,而且很多仍在社會工作的一代人。鶴見俊輔在其研究的一百二十位知識份子之中,他發現到在戰爭之前,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在戰爭期間都成為了國體之尊的擁護者。

戰後舊殖民地的思想轉向所面臨挑戰不僅僅是分斷體制中敵我分明的冷戰反共論述,隨著八〇年代之後的各種政治權力與社會運動收編與裂解,《臺北之春》提供了有些人「思想轉向」的蛛絲馬跡,足為珍貴,用阿肥底下的這段話做為結束:今日諸位,以我在這裡發聲的場合來說,似已印證了牢獄不徵示敗北,身滅竟也不是一個結束,證明將「受難者」的去人化、非政治化、消滅了思想承載者的肉身,「受難者」之逝去並未將思想帶走,相反的,這說明的正是「思想」是槍斃不掉的──為這個事實見證的是史實、是文本、是言說,也是先行者們的身歷與行事。而他們作為真實的個人,在史境及其不堪中輾轉,凡腳步所及之處必難免留下痕跡,而我人則需要訓練自己的眼力和聽力,才能見著、聽到他們內裡的情感流動、思想旨向,與夫政治態度及實存抉擇。

*作者為成大教授,本文為中研院退休研究人員丘延祝K即將出版的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推薦文。授權轉載。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