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這個形象重現於美國，作為不公平競爭的象徵。如今的「苦力」是中國製造業出口區的工人和美國大學裡的華人學生和華裔美籍學生。兩者都被想像成機器人般任勞任怨辛苦勞動，組裝半導體板或用功準備考試，一週八十小時或更久。華裔美人再度被擔心會對美國不忠，被說成間諜，從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臺裔美籍李文和之類的科學家，到柯林頓競選總統期間向民主黨捐款的華裔美籍公民，都受到這樣的對待。二○一九年，川普政府要美國大學監視華裔美籍學者，尤其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這類學者，不發簽證給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
新冠疫情期間，川普總統一再把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功夫流感病毒」（kung-flu virus），以轉移人們對他處理此危機不當的注意力。他以種族主義心態把華人和疾病牽扯在一塊，導致全國各地紛紛爆發對華裔和其他亞裔美國人口語、肢體攻擊的情事。新冠疫情期間，澳洲、英國、歐陸也爆發反華人、反亞裔的種族主義行徑。
華人問題，包括其貿易層面和入境層面，始終和地緣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中國是戰時盟友時，廢止排華法。中共建政後，由於美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必須更精細區分「好」中國人（臺灣的國民黨）和「壞」中國人（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入境限制漸漸放寬。一九七一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國民政府趕出聯合國後，臺灣政權在世上沒多少友邦；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是其中之一，向臺灣招引資本和移民。在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於一九九八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南非與中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至二○○二年，中國已是南非第一大貿易夥伴；二○一七年雙邊貿易額是三百九十億美元。
一九七○年代起，澳洲就竭力以太平洋世界一員的身分改造自己；一九七三年廢掉其白澳移民政策，並開始考慮以中國為貿易夥伴。二○○七年中國已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二○○九年成為澳洲的最大出口市場，以鐵、鋼、天然氣、大麥、牛肉為出口最大宗。二○一五年，澳洲加入中國所倡議的地區性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把達爾文港租給某中國公司，租期九十九年。
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對中國的態度，種族主義意味變得較不外顯，冷戰期間行事以彼此的意識形態差異為本，而非以流於簡化的種族刻板觀念為本。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與美國等國的貿易成長，但華人問題始終未消失。中國對歐美文明構成威脅一說，始終稍稍隱伏在檯面下，隨時就會浮現。一九八○年代，美國搬出此說，以利於其對日本電子產品和汽車進口祭出保護主義。但索尼、豐田的產品很容易就可看出是外國貨，中國製的產品進入美國時，卻是掛美國品牌―耐吉（Nike）、蘋果（Apple）、Levi’s、沃爾瑪（Walmart） ― 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某日，美國人似乎醒來，意識到在美國賣的「每樣東西」都是造於中國，才察覺（或正視）它們的來源地。那當然不是事實：二○一八年中國貨占美國進口額兩成一。
但在美國和整個西方，擔心中國會成為新「黃禍」的心態，在二○一○年代升高，尤以二○○八年金融危機、經濟衰退，而中國經受此波衝擊的能耐遠優於美歐之後為然。擔心中國崛起為全球經濟強權，主要因為中國體量的巨大─國內經濟規模的巨大、其供應鏈和投資的遍及全球、其令人驚嘆的連年雙位數成長、專業人士和較低技能工人都往美國、澳洲、加拿大、歐洲跑的新一波外移潮。反華論摻和了以下觀點，因而更加打動人心：中國崛起為全球強權，有點不公平，因為共黨政府操控中國的龐大人口。此觀點使得十九世紀專制老大控制奴性苦力的刻板觀念和對「沉睡巨人」被喚醒的憂心，在當今之世更加說得通。源於十九世紀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政治的華人問題，成為當今中國與西方的民族主義較量的顯著特點。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