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了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中國恥辱世紀，戰後接著爆發國共內戰，以一九四九年中共拿下江山作結。在這恥辱的百年間，中國在地緣政治、經濟方面經歷了世界史上最劇烈的反轉之一。
鴉片戰爭後，清廷竭力欲弄清楚如何與西方交往、如何發展本國工業、如何改革國內治理。但就在外商和外國文化在中國，尤其在通商口岸和追求工業化的區域，站穩腳跟時，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因為清朝內部的分裂對立和既得官僚利益集團的掣肘，更別提因為中國長期王朝傳統的惰性，而放慢腳步。十九世紀後期，清朝財政已危危顫顫，就要破產，原因出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和其他民亂的高昂支出和高昂的對外賠款。中國南部、中部則因這些民亂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一八五○～一八六四）。
住在英美世界的海外華人，在晚清歷史上，並非扮演跑龍套的角色。出洋淘金者是最早親身體驗西方世界的中國人之一。他們於十九世紀後期參與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亞的淘金熱，二十世紀初期重振南非的產金業，係使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關係改頭換面的長距離遷徙和全球貿易新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和美國陸續以黃金的力量為基礎稱霸全球金融，而華人金礦工是英美這番成就的功臣之一。他們的貢獻讓人倍覺反諷。在某個層面上，淘金熱在物質上和象徵意義上都強化了全球經濟往以黃金為基礎的貿易和投資的轉變，從而使中國處於不利境地。在另一個層面上，華人在金礦區和其他產業裡工作一事，帶來種族衝突和種族歧視、暴力，最終催生出不讓華人入境、取得公民身分的政策，而這些政策也使中國陷入不利境地。排華既未直接導致西方的崛起，也未直接導致中國的衰落，但那是使英美移民民族主義占上風並造成中國在諸多方面受壓迫的諸多政策之一。此外，排華法在十九世紀中國歷史上大受看重，因為它們，連同不平等條約，係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最有力的恥辱象徵。
但如果說海外華人受到歐美社會鄙視和邊緣化，他們也是知識和資源輸入其老家城鎮和地區的管道。他們打造出遍及整個太平洋的稠密網絡——遷徙網、商業網、政治網——而這些網絡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新興民族主義誕生的功臣。拒買美貨運動體現了這股把海外僑民和中國境內都市中產階級連在一塊、把排華法的不公不義和中國的國力衰弱掛鉤的民族意識。
清朝財政拮据且受到峻拒改革的官僚體系拖累，但面對外人的侵犯和氣勢洶洶的進逼，的確竭力申明其獨立自主地位。中國拒絕採金匯兌本位制；中國不是殖民地，與印度或菲律賓不同，這點很重要。在印度或菲律賓，帝國主義專斷施行貨幣政策，從中表明它們是宗主國的附屬地。清朝外交官出手保護在海外居住、工作的華商、華工，使其免遭歧視和惡待，儘管並非總是能如願。歐美的侵犯已令中國人極反感；日本人則可以說更加貪婪，奪走臺灣，為拿下長年為中國藩屬的朝鮮而開戰，把勢力伸入中國東北。一九○○至一九○一年爆發義和團之亂，中國情勢更加危急。這場農民叛亂爆發於華北，矛頭指向外國傳教士，使清廷內部分裂，導致西方列強和日本派兵進入北京，招來又一批的賠款。
一九○五年，慈禧太后啟動一連串改革，包括廢科舉、建軍、整頓官僚體系。但改革步調緩慢（原因之一是清廷拿不出改革所需經費），反清民心只長不消。到了一九一○年代結束時，改革清廷的想法已讓位給要將其推翻的民心。一九一一年夏秋中國各地的武裝叛亂，終於推翻清朝，隨之終結了四千年的王朝統治，其中許多叛亂和孫中山的革命黨有關係。繼之而起的中華民國面臨從如何在清朝灰燼上建立現代政府到如何終止軍閥混戰和高官貪腐的諸多難題。民國時期，中國迎來憲法、現代大學體制、對本國產業投資、廢除纏足、文化復興。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需求，大體上依舊未得到處理。政治、經濟的不穩定積重難返，在沉重的對外賠款要到進入一九二○年代許久以後才能還清的情況下，尤然。清朝感嘆時不我予，而當一九三一年日本奪占中國東北、一九三七年入侵中國關內時，中華民國也有同樣的感嘆。
接下來的中日戰爭和二次大戰期間，海外華人群起支持祖國。接下來的內戰和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期間，他們的效忠對象一分為二。冷戰期間，住在英語世界的華人，不管政治傾向為何，大體上與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老家斷了聯繫，中國自絕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之後，中國才再度向西方「開放」。住在西方的華人開始回到睽違已久的老家探親，開始往中國匯款和投資。一九八○年代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寬人民外移限制。海外華人，不管是舊移民，還是新移民，都匯款回老家，參與文化、知識交流，從而會再度為中國的發展和其世界地位貢獻力量。
晚近外移的華人，對前輩華人移民所知甚少，後者是最早赴西方闖蕩的華人，其經驗影響了十九世紀後期全球政治的進程。在加州尤巴河的礫石灘；在維多利亞的卡斯爾梅恩的峽谷裡；在威特沃特斯蘭德的西默和傑克（Simmer and Jack）礦場的深處，採金的外移華人，都知道自己是一樁國際大事件、一樁意外之事、一個運動的一部分，即使他們當下所追求的只是切身的利益。誠如美國四九人所說，他們前來「發財」。而且一如所有淘金客，他們的成敗既取決於勤勞，也要看運氣。而且一如其他每個人，他們和來自他國的淘金客競爭。
但華人金礦工也很快就知道，金礦場上的打交道規則常常不公平。誰能在當地安身立命？誰有資格享有權利？誰能成為公民？白人主張華人不屬於拜黃金之賜在英美人的邊區形成的新共同體、新國家時，他們提出理由說明為何如此，不管那理由是「異教信仰」和「基督教價值觀」之間的水火不容，還是「苦力勞動」與「自由勞動」之間的扞格不入。在華人問題於十九世紀後期出現於諸多地方時，這些想法表露了華人問題的特性，催生出一個全球性的種族理論。站在海外華人那一邊的歐美人甚少：一些傳教士、有時則是一些商界人士，或一些替華人說話的自由主義者。大眾種族主義，經菁英思想家之手化為理論，被政治人物當武器用，加劇華人問題。在英國的諸移民殖民地和美國，華人問題一反行之已久的平等原則，欲把中國在國際大家庭裡邊緣化，欲把華人塑造為人類大家庭裡的劣等種族。排華是西方遏制中國的行動裡不可少的一環。
各地的華人抵抗種族主義和排華——訴諸請願書、抗議書、打官司；團結、自衛；求助於西方公眾和中國政府。尤其值得一提的，他們堅持不懈。海外華人打造出僑社，改造傳統組織（例如同鄉會和祕密會社）以滿足自己所需。在傳統儒家社會體制裡屈居末位的華商，發揮其作為礦業投資人、僑社領袖、文化仲介所帶來的新權力。舊金山的袁生、墨爾本的劉光明、約翰尼斯堡的謝子修，為作為僑居國一份子和中國一份子的外移華人的利益奔走，力倡正視他們的存在。這些工人和商人在種族、金錢所勾畫出的全球大勢裡打造出現代華僑。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