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抵制美貨施壓美國的構想，數次出現在檀香山、舊金山的海外中文報紙上，但實際作為主要表現在聯署集體請願上，表現在一九○三年由在美華人向清廷提交請願書上。繼伍廷芳接任駐美公使的梁誠起草了新條約，一九○四年遞交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梁誠所擬的條約同意不准華工入境，但針對已住在美國的華工，針對非工人的華人，都增列了保護措施，包括讓他們擁有聘請律師、保釋、上訴的法定權利。從中國的角度看，這顯然很合理，中國承認美國有權管制入境，但反對不當對待和歧視，就和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裡所提的建議差不多。但梁誠所提的條約和清廷數位駐美公使所提的其他請求，美國置若罔聞。美國國會任由《葛禮山－楊儒條約》到期，一九○四年把排華法附加在一項撥款法案上，從此，排華為永久措施，中國經由條約程序提出的任何意見變得無足輕重。
在美華人感到絕望，另一方面，情勢的演變激使上海的改革派和商人起而行動。在民族主義情緒推波助瀾下，加上得到某些清朝官員和本土資本家支持，支持抵制美貨的聲勢更為壯大。本土資本家包括欲促銷國貨以和舶來品相抗衡的新興麵粉製造業。一九○五年五月，上海商界領袖呼籲，若到了七月，美國仍不同意更改排華政策，就開始抵制美貨。六月，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受到在華美國商界施壓——要國務院和移民局以「最大的禮貌和體諒」對待抵美的華人商人和學生。但此舉未能止住拒買運動。
拒買運動的領導階層來自上海境內成立較久的同鄉會館，其中許多會館有代表參與上海新成立的商會。拒買運動迅即使廣大的都市居民跟著動了起來，其中包括學生、專業人士、婦女組織、文學會、基督教徒團體——老早就熟悉西方消費品和風格的群體。拒買之舉使外國貨象徵外國帝國主義的看法明確固化於人心。拒買運動擴及中國至少十座城市，而以在上海、廣州、廈門抵制最力。上海是中國最具國際色彩的城市和口岸，大部分美國產品經由上海進入中國。廣東和福建則當然是北美、東南亞、澳洲境內大部分華人的原鄉。
美國貨——棉布、香菸、麵粉、煤油——是中國城市裡常可見到的消費品。美國棉布占了中國進口粗棉布九成，至少以十一個品牌在中國販售，此外還有三十一個品牌的棉被單、四個品牌的細棉布、十個品牌的斜紋布。與美國公司合作的上海商人，不只在上海賣美國貨，還把美國貨配銷給其他城市的零售商。上海商會挑其會員，閩籍著名商人曾鑄（曾少卿），主持拒買委員會。曾鑄是理想人選，因他沒有利益衝突；他本身的生意在東南亞，不在對美貿易。
數千人參與群眾大會，誓言抵制美貨。返國的華商在廣州的公開集會上講話。民族主義報紙《安徽俗話報》刊出一篇二十四頁的文章，介紹華人在美受壓迫的歷史背景，其中九頁列出要抵制的美貨品牌。報紙報導集會、演說、決議，新一波問世的小冊子和短篇小說使閱讀大眾對在美華人的困境保持關注。就連廣東某山頂佛寺的「老和尚」都想和訪客談那個排華條約。
呼籲抵制美貨的傳單在諸城市大量散發。廣州店鋪和民宅貼出告示：本店／本宅不賣／不買美國貨……凡是買賣美國貨者都是無恥之徒。蘇州一香菸商宣布要公開燒毀其美國香菸存貨。在浙江的嘉興，每個店家都貼出抵制海報；報紙報導城裡不再有美國貨的蹤跡。遠至東北的口岸城市營口，當地買辦和碼頭工人都拒絕為一艘載了八萬罐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煤油的船卸貨。
在美華人群起擁護拒買，畢竟這是他們自己的運動，只是這時淹沒在中國境內日益升高的民族主義政治浪潮裡。在加州，六大華人會館、致公堂、保皇會、數家報社共同成立一個支持拒買的團體，募到至少一萬五千美元。各地華人僑社也群起支持。在寫給海外華人的一封公開信中，康有為表達了對美國排華法的羞辱、憤怒之情。他寫道，如果繼續排華，中國一年會損失經由香港流入的匯款八千萬至九千萬美元，而這是中國發展——做生意、辦校、建造海軍——所亟需的資金。他接著寫道，排華令人無法容忍，在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都能去美國，甚至帶狗去美國的情況下，尤其叫人吞不下這口氣。
泰國華商拒收用船運來的美國麵粉和香菸；日本神戶華人拒絕處理美國貨，橫濱華人抵制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在澳洲，中文報紙熱切報導拒買運動的最新狀況。一九○○至一九○一年歡迎過梁啟超來訪的澳洲華人，對中國民族主義政治並不陌生。他們既密切注意反美國排華法的拒買運動，也密切注意南非華人礦工的困苦——一九○四和一九○五年引人矚目的兩件事。他們知道所有海外華人命運相關：有個澳洲華人寫道，如果美國繼續排華，澳洲絕對會跟進。清廷或許幫不了我們，因為正忙著巴結洋人。因此我們應該靠自己，團結一致。
一九○五年秋拒買運動開始勢衰，但在廣東，撐到一九○六年初。發起此運動的商紳意態開始動搖，尤其是那些很可能因買氣停滯而損及利益的人。民意依舊支持，但內部的分裂也弱化此運動。清廷受到美國施壓，明令反對拒買，但在一九○五年後期之前未大力打壓此運動。
拒買有效？從此運動挑明的目的來看，美國移民局在程序上做了一些更動，以對入境的華人菁英表示尊重，但未觸及根本問題。羅斯福總統繼續要求對待華商和華人學生時公平禮貌，但強硬派控制移民局和國會。一九○九年會開始有華人學生拿庚子賠款獎學金來美讀書，但商人的處境依舊很糟。吳潘洲一九○八年寫道，「大」華商都已離美去他地做生意。
但拒買運動對政治的影響，超乎此運動所欲立即達成的目的。此運動表明中國即將迎來現代城市政治和抗議活動，即將有蓬勃的印刷出版文化和多元的社會組成，從傾心改革的商人和文人到中產階級，包括婦女會、學生、知識分子，多種群體構成多元的社會。此運動的流行語「公利」和「公益」體現了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渴求國家主權的民心，把矛頭對準美國排華法和美國貨，但很容易就調轉矛頭指向清廷，終而促成一九一一年清朝遭革命推翻。
經濟上，拒買運動的確對美國商界有短期衝擊。從美國進口的總值，由一九○五年的七千七百萬兩降為一九○六年四千四百四十萬兩，少了三千五百二十萬兩（四千四百萬美元）。美國經濟學家雷麥，在其研究此拒買運動的專著中，認為進口值的減少不能完全歸因於拒買，但推斷，在上海、廣州和其他一些城市，某些產品的確受到不利影響。美國領事館官員一九○五年指出，拒買運動嚴重打亂上海境內貿易，並描述了棉布匹方面的「嚴重虧損」和「生意完全停滯」。未賣掉的煤油，積存於上海、廣州、廈門；兩萬袋麵粉賣不出去，成堆擺在香港倉庫裡。在香港，美國領事報告，美國貨只有外國人買或轉運到法屬印度支那。憑藉事後之明，我們能看出這些影響具體且短暫；美中貿易量和貿易額繼續成長，尤以一九一三年後為然。但美國出口商和外交官當時很擔心美國貿易業可能蒙受的長遠傷害。
反美貨運動預示了要求以國內製造、使用國貨來表達反帝、愛國精神的「國貨運動」。一九○八、一九一五、一九一九年中國人為了國家受辱、喪失領土而發起的拒買日貨運動，使日本損失甚巨，日本因此告訴國際聯盟的李頓委員會（Lytton Commission），拒買運動繼續下去，會「使所有外國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很難進行，甚至進行不下去。」事實上，一九二○年代期間中國人繼續拒買日貨，拒絕與日本人商業往來，並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為抗議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而發起的大規模拒買運動中達到最高潮。那是中國人對外國強權施行經濟抵制最成功的一次，但由於接下來的戰爭，此一成就相形失色。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