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三個月前，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發表談話時，曾提到「三十五萬公務員中難免有敗類、不肖，但絕大多數盡心盡力、用心用力」，同時，蔡英文總統在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代表大會，表示每位公務員都擁有改變這個國家的能力，希望大家善用自己手上的資源，奮力去做，然而，前些日子，新北市發生公務員執行專案惹民怨，公務員竟惱怒肉搜對他報復，而被民眾控告此公務員觸犯個資法、誹謗、瀆職等罪且告上法院，同時也跟監察院陳情， 而公務員回嗆民眾「恐嚇官署」，然而，新北市府已認定此公務員逾越權限、行為不當，此為防治公務員濫權的政策議題，因現今公務員濫權相關犯罪都是特定某些公務員，因為公務員若是單純濫權，可以記過、扣考績等等行政罰，因此一定是較為嚴重的濫權才進入刑法結構，而出現公務員濫權還回嗆民眾恐嚇官署的現象，筆者認為此為錯誤高高在上的傳統官僚衙門舊文化的心態，非常不可取，未意識到台灣為民主體制，公務單位理應以人民為主及為民服務，而非合理化公務員濫權行為，已有法律系學者開始討論此議題，但筆者認為根本性的防治公務員濫權，必須廢除《刑法》140條，並倡議131-1懲處條款，筆者論述如下。
一、「侮辱公署罪」無法符合民主體制需刪除
可以看到公務員濫權後被投訴揭發，還回嗆民眾「恐嚇官署」，其根據法源為《刑法》第140條、第141條「侮辱公署罪」，然而，《刑法》第140條、第141條「侮辱公署罪」備受社會爭議，因「侮辱公署罪」是在民國23年訓政時期所制定之法律，此為八十八年前的產物，已無法符合現今民主體制，台灣已歷經數十年之民主轉型，言論自由等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甚至有礙公民前揭權利之行使，目前已有多位立委提案刪除，避免公務員以不符時宜的法令與刑責來打壓民眾、迴避民眾的評論與指教，刪除「侮辱公署罪」才能落實以人民為主及為民服務的民主國家體制，同時確保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也釐清公務員為民服務的根本定位。
二、世界各國已立法遏止公務員濫權
公務員濫權在其他先進國家也被《刑法》規範，例如在德國《刑法》第132條已明示，非法從事公務或實施只能由公務人員實施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在挪威《刑法》第123條第1項，也公布公務員實施或不實施其職務行為，濫用職權侵犯他人權利者，處罰金、剝奪公職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瑞典《刑法》第20章第1條，已規範在行使行政職權時，以作為或不作為，故意或過失不履行職責者，以濫用職位罪處罰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倡議《刑法》131-1懲處條款
承上，觀察先進國家防治公務員濫權的政策立法，筆者認為目前公務員濫權並未被刑法專法規範，故需全民共同倡議131-1懲處條款，規範「公務員在依法執行公務時，逾越職權或怠於為職務之行使，侵犯他人自由或權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貳拾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131-1懲處條款的增訂，能有效遏止公務員依法執行公務時，既能不濫權也不怠權，更不能任意隨便冠其主人恐嚇侮辱之責。
四、公務員被賦予權力是為民服務非壓迫老百姓
最後，誠如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所言，公務員中難免有敗類、不肖，且這些公務員有濫用職權的現象，而筆者認為立法遏止公務員濫權為當務之急，因公務員是國家治理機器的組成分子，代表國家執行公務，其身分與職務與一般人民有所不同，且享有一定的國家福利保障，故不能濫權去報復人民，需明白公務員被賦予行政權力，其目標是為民服務，而不是運用特權來壓迫台灣老百姓，做到根本性防治公務員濫權，才能達到蔡英文總統提到的台灣公務員願景，讓全體台灣公務人員克盡職守，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繼續努力為台灣打拚！ （相關報導： 非常時期就該採取非常手段？當新冠疫情肆虐，阻止「以防疫為名的濫權」更加困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