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政治體系次優化的另一個深刻明證，是中國持續缺乏創新和發明。對於研究過帝制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史的觀察者來說，這當然不足為奇，正如我在本書的前傳《中華秩序》中試圖呈現的。從13世紀晚期的宋末到19世紀晚期，整個中華世界在數百年內基本上都毫無創新。在強加的西發里亞式體系下，中國人迅速向西方學習，並開始產生自己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華民國短短的三十年裡，雖然烽火連天的內外戰亂始終不斷，卻孕育出許多一流的華人學子和學者，後來在許多科技領域卓然有成。這些科學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中國或海外），主要在西方或西式的實驗室、大學和工廠工作。自1957年以來，已有9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其中7人在中華民國長大並接受基礎教育，只有1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完成其獲獎工作。
20世紀初以來，無數中國境外的華人為人類科學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亮點包括王安在個人電腦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何大為對愛滋病的創新治療，以及楊致遠對雅虎（Yahoo!）的獨創性共同創辦。在有益的世界秩序下，只要有合適的社會政治制度，顯然華人在個人素質和文化上，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具有才能、創意和創新能力。
然而，在中共掌權後，中國的創造力和創新的發展戛然而止，中國的社會政治進展和國際融入也就此脫軌。中國人的創造才華在中國大陸被系統地壓制了七十多年，帝制時代漫長的創新乾旱再現，儘管中共為其接連不斷的「引領世界」運動投入了大量資金。中國文化裡的偽學問傳統和反智主義（嚴格受控的學習，一切只為了科舉），以及統治者精心打造的愚民政策，在毛澤東時代也達到頂峰。例如在1960至1970年代，有多起「批判愛因斯坦」的政治運動，以及打倒古典音樂和美術的階級鬥爭。這種反科學和反文化的政策，在毛後時代的中國只是部分緩和了。可想而知，除了透過無數人的喪生，證明毛澤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治理的完全荒誕和災難性失敗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人類提供的科學知識實在很少。然而，就是這個寶貴而有力的教訓，在中國仍然被強行掩蓋。
如前所述，迄今只有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屠呦呦（生於1930年）是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共同獲得者，因其在四十多年前就抗瘧複合青蒿素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屠的成長歲月和接受基礎教育的年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她因不關心政治的「誠實」，而被中國當局典型地邊緣化且不得認可。正如我在《中華秩序》所報導的，中國自己的研究人員已經證明，在秦漢專制統治下，兩千年來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極度缺乏創造力。
中國一項對SSIE、SSCI和AHCI三大期刊引文索引的研究表明，自1900年以來，以中文發表的期刊論文受高度引用者非常罕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甚至更少）。近期而言，在 2006至2015年間，這類中文論文在自然科學領域排名第三（0.59％），次於英語 （96.9％） 和德語 （0.61％）；在人文藝術領域排名第八（0.56％），排在英語（73％）和其他七種語言之後；在社會科學領域則完全不入前十名，排在英語（95％）和其他九種語言，包括西班牙語（1.42％）、法語（0.58％）、俄語（0.37％）、土耳其語（0.16％）和斯洛伐尼亞語（0.06％）之後。全世界最大的民族語言實體漢族，具有豐富而悠久的文化；但其世界影響力低落而且還在消退。研究表明，就翻譯成中文的著述數量而言，中文僅排在世界第13位；就從中文翻譯為其他語言的著述數量來看，中文排名更低，在第14位。使用中文的網民超過7.6億人，僅次於使用英語的網民（9.5億），但中文網上（非重複）信息僅占全球總數的2％，低於其他8種語言，包括英語（56％）、俄語（6.5％）、日語（5.6％）和義大利語（2.4％）。看來占全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為世界創造的有價值信息少之又少，同時還又錯失了人類創造的大部分知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法，基本上是基於對西方（和俄羅斯）發明和創新的改用及模仿，但往往未曾提及發明者，更不用說適當補償了。有鑑於中國擁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無數的原始人才，以及世界第二高的研發預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科學技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的獨創性之低，確實令人瞠目結舌。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可供其他民族學習、採用和模仿的發明及創新，一直以來都極為罕見。大多數關於中國創新實力的最新讚美報告或恐慌警告，往往是將對舶來思想和技術確實厲害的模仿和改用，和真正的發明及創新混淆；要不就是將巨額資金、大量人員和實驗室，以及粗糙的論文和專利數量，和真正的創新突破混為一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界的劣質和造假，已成為一種慢性癌症式流行病；不過，考慮到中共統治下道德和倫理的整體缺失，以及一個重發展國家的官本位制度對資金、晉升、認可的功利壓力，事態如此也在意料之中。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研究論文生產國，在2001年到2011年間，論文數量的年增長率高達不可思議的15％。不過，《自然》雜誌的一項評估指出，「中國增加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其境內使用」，「僅韓國和台灣以預期的比率引用中國的研究文章」。
與率先在太空旅行和其他科學技術領域取得重要進展的前蘇聯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現更糟糕，迄今始終沒有任何新的科學或技術突破可供分享，也沒有原創產品或設計可供銷售，並且至今幾乎仍無世界級品牌。在國外最為知名的中國品牌，如海爾家電、華為通訊設備、聯想個人電腦、小米手機，全都仰賴進口的技術、設計和關鍵零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唯一值得注意的技術發明——雜交水稻，是基於引進概念，而且其關鍵研究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了，遠遠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缺乏創新，中國汽車製造商（不包括與外國汽車製造商的合資企業）在中國自己的市場分額僅為微不足道的18％，而且還在不斷下降，而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車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令人恥辱地缺乏發明和創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許多與《中華秩序》中所概述的帝制時代中華世界數百年停滯不前的原因相同。到今天，中共黨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個關鍵原因。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結論道：「問題不在於中國人的創新能力或才智，那是無限的，但是他們的學校、大學和企業需要運作其中的政治世界，則是非常受限的。」《自然》雜誌發表的另一份報告則結論，「老舊共產主義政權與現代市場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阻礙」了中國加強創新的努力。
中共獨裁政權對異議聲音的殘酷清洗和蓄意的愚民行為，對多樣性及跳脫常軌行為的社會政治性抑制和懲罰，缺乏言論自由和流動性，國家壟斷的官本位下扭曲的激勵結構，國家對教育研究機構及資源的壟斷和嚴密控制，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缺乏適當保護，以及職業道德和社會道德普遍淪喪而導致的廣泛腐敗和欺詐，這些都是原因。嚴厲的新聞和信息審查制度也是導致創意人才方面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關鍵。高度集中、類似科舉考試的考試成績，依舊主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校的教學，鼓勵死記硬背官方認可的內容，幾乎沒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創造力。
《自然》雜誌曾出版了一本專刊，結集發表中國學者關於如何改進中國科技政策的研究；然而，該專刊本身卻被禁止在中國境內發行。
非常符合中共自我膨脹的一般模式，比起帝制時代娛樂統治者的那些滑稽騙局來，中國官方研究人員確實在造假和偽科學方面更上了一層樓。中國最高科學機構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團隊，在2008至2013年期間，每年發布長達數百頁的「關於國家健康的科學研究」，在45到100個國家之中將中國列為世界第一（被稱為「健康的青少年」），其次是墨西哥、巴西、泰國和菲律賓，美國則排名最末（並被稱為「更年期老人」），排名低於義大利、以色列和新加坡。正如中共自1990年代以來一再宣稱的，這份研究還「合乎科學地」預測出，到2049年，中國將在「各方面」超越美國，實現「中國夢」。同樣地，中國國家社會發展研究院制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科學指標」，並宣布該指標在2005年完成了46.4％，2010年完成了62.7％，2012年完成了65.3％，預計在2049年之前將累計完成至100％，從而「超越美國的世界性力量」。
傳統的中國缺乏創造力的故事還是出現了一大轉折：在「非中華」的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體系下，迫於國際比較和競爭的壓力，中共不擇手段且系統性地從事大規模且持續的假冒和盜版活動，只為能夠繼續參與國際政治的權力遊戲。自2000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被美國國家反情報工作執行辦公室列為針對美國的「工業和技術間諜活動最多且唯一突出的國家」。美國貿易代表宣稱：「2012年，美國公司因商業機密被盜而遭受的損失估計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中國黑客所為。」美國在華商會在2013年的報告裡稱，其26％的會員在中國業務的商業機密和專利信息被盜；只有10％信任中國雲端數據服務；62％的受訪者表示，中國的網絡控制損害了他們的事業；72％的人認為中國並未有效地執行對知識財產權的保護。
國家贊助的對盜版和假冒產品的依賴，可能極大地彌補了中共黨國體制下不可避免的經濟和技術缺陷及次優化，並在推動過去三十年中國大陸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全面的模仿和持續的盜版，給中共黨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但是，「北京抑制自由和批判性思維」這一事實，似乎也阻礙了中共為外部競爭所集結的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浪費人類五分之一人口裡的大量人才，這件事本身就是全人類的一大悲劇性損失。隨著西方對北京的認識和警惕性越來越強，以及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全球無恥的模仿大戶和血汗工廠的日子」，似乎已經「屈指可數」。 自2014年以來，美國尤其加快了對北京盜版行為的反擊，以法律手段和越來越「全社會」和「全政府」的方式進行。
因為其社會政治制度、規範和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山寨大國」和盜版天堂實屬必然，這一現象除了加劇普遍的道德敗壞之外，還具有更深遠的影響，進一步削弱本就不足的財產權，並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和創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次等和仿冒的產品及服務淹沒了世界市場（尤其是中國自己的市場），並且需為整個2010年代全球交易的仿冒商品總量的70％以上（或美國查獲的 87％）負責。美國商會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得出結論，「全球幾乎所有的實體仿冒產品都來自中國和香港」，每年的估計價值為4,610億美元，這一結論也呼應了經合組織與歐盟在2019年的一項聯合研究。德國反剽竊行動協會（Aktion Plagiarius）自1977年以來，每年頒發一次「剽竊負面獎」（Plagiarius Negative Award），評選出全球「頂尖」的山寨造假者。不出所料，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一直以剽竊和假冒行為包攬前幾名「獎項」。從更廣處來說，這些廉價仿冒品使全世界的自然環境、經濟效率，以及人權和勞工權利方面所付出的實際成本，更是毀滅性的巨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且大規模的仿冒和盜版，嚴重扭曲了全球的誘因與動力結構，對全人類的創新和發明都產生了尚未被充分認識、但可能非常負面的影響──在促進創新、保護知識產權，以及促進良性競爭方面，都將所有國家都推向底層。顯然，這正是中共黨國力量的崛起所帶來的全球挑戰的一大關鍵所在，將明顯地影響整個人類文明的未來。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