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真專文：紅學的無窮法門—余英時的「終點」 後繼者的體範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核心是《紅樓夢》研究的典範問題。余英時先生開宗明義指出了紅學在當時（1970 年代）面臨的典範危機，並且，雖然他在「自序」中表明並非要做「紅學家」，更強調本書是他個人紅學生涯的終點，但是全書從理論性辨析到對小說作者與其思想的考察，確實是一個為紅學建立新典範的嘗試。四十餘年後，紅學新說仍然此起彼落，我們未必能說這些新的詮釋都繼承（反對亦可能是一種繼承）了本書提出的方法與說法，但其間的呼應還是顯而易見的。

本書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近代紅學到發展與紅學革命〉，正是全書的基石。以「革命」這一較為激烈的詞彙入題，對這一學術史問題的關切可謂溢於言表。誰要革誰的命呢？如果順時來看，那麼原來紅學有以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的一種典範，亦即將《紅樓夢》讀作民族主義的政治小說，並且將書中人物與歷史人物一一對應。革其命者就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以及其所奠定的「曹雪芹自傳說」，這「新紅學」即是一個新的典範。

但本章所謂革命，倒不在於後者革前者之命，作者真正要強調的是：一切典範，最終必然從內部開始發生危機（稱之為「技術崩潰」），從而受到新典範的挑戰，然而，原來的典範也仍然會在新典範的運作中繼續發揮效用。不妨說，這是主流、潛流、餘流的起伏變化，沒有革命成功就永保太平這回事。自傳說典範在新材料的支撐下，徹底挑戰了索隱派典範，然而，本章措意在於指出當時自傳說面臨的技術崩潰，亦即，當自傳說典範極大化，將曹雪芹家族與小說中的賈府完全等同，此時這一典範忽視了《紅樓夢》的小說本質，其局限性也就顯現了。

那麼，誰要來革自傳說的命，又日新的典範如何建立？余先生明確指出，1970年代興起的以「階級鬥爭論」為中心的紅學並無法完成這個典範轉移的革命任務。這一派解讀接受曹雪芹是小說作者的說法，但將曹府興衰視為社會縮影，把小說讀作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余先生認為這是目的先行的讀法，不是出自作品內部需求的解讀，故而無法成為典範。

在以學術史的眼光分析了民國以來的紅學發展後，余先生提出了他對新典範的主張。他認為，新典範必須根據作品內部「創造意圖與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而進行詮釋，注意小說的理想性與虛構性，在學術中彰顯《紅樓夢》作為小說的地位。這樣的倡議今日看來似乎理所當然，在當時卻掀起漫天烽火，現在看來，果然是革命必經之路。余先生對考證派的批評非常直接，他認為學者發現材料欣欣然自喜，但只靠外部證據無法「證明」小說本身的旨趣，無法觸及紅樓夢的「中心問題」。因此，他主張必須集中於前八十回的文本與脂批，分析其藝術創作與內在結構，同時注意小說中的「兩個世界」（現實與理想）及其間之交涉。在這一余先生設想的紅學新典範中，原典範也會繼續發揮作用，他建議將考證派所抉發的曹家現實世界作為養分，支撐研究者把對小說的分析拉高到理想世界與藝術世界。余先生的批評與主張都十分明確，此後引發的一連串筆戰在此就不必重述了。 （相關報導： 金聖華專文：白公子與紅樓夢 ｜ 更多文章 ）

本書的第二篇文章即是大家熟悉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此文可以視為「紅學新典範」的實踐。文章分析了小說中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鮮明對比，突出大觀園作為虛構的青春理想世界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通過小說的細節，例如園中的流水，說明理想世界乃建基於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且最後必回歸於骯髒。余先生認為，這就是《紅樓夢》的悲劇意識的來源。筆者大學時期首次捧讀本書，還不能掌握第一章學術史論述的重要性，但讀到第二章時卻實在如食橄欖，當時的感覺至今記憶如新。

以今日之我來看，〈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兩章又別生意趣。余先生是認同《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的，他批駁索隱派對曹雪芹作者身分的質疑，但是他同時認為，並不因為曹家屬於正白旗的旗人，就可以完全否定曹雪芹有政治上不滿的可能性。他認為，曹雪芹本人非常明白自己雖屬旗籍，實乃漢人，且在文字獄的背景下，非常可能產生一定的「漢族認同感」。因此，某種對明亡的歷史感慨是可能存在的，只是不宜像索隱派那樣以「反清復明」為主軸來理解全書。余先生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開始比較含蓄，但在〈補論〉一文中，其實已相當明確的表達支持曹雪芹具有漢族認同感，乃至於哀明情感。這種「情感」的體會，不能不說與索隱派深掘隱語與謎語的技術有相通之處。

本書一開始便說明，建立典範的意思不只是讓後人都跟著腳步前進，而是「開啟無窮的法門」，帶出無數新問題。那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如果是一個成功的典範，自應生發百態枝枒。余英時先生的同輩學者與友人余國藩先生1997 年出版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譯本《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李奭學譯，2004 年），作為文學的研究，這部專書強調《紅樓夢》的虛構性，反對自傳說的限制，著力於詮釋紅樓夢的後設，以提出替代傳統考證派紅學追求歷史真實的解讀。這與余先生嘗試建立的紅學新典範，固自有精神的會通。相對的，像余先生所主張的，歷史真實可以為紅學提供養分，那麼我們在黃一農以新興的「大數據」為方法的一系列研究中，都可以清楚看到由歷史上的事件與物事重新切入詮釋的努力。

如果從本書的角度來看，近年兩種可謂針鋒相對的《紅樓夢》解讀更形有趣。本書增訂本加入的〈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一文，特別就曹雪芹的旗人背景立論，指出原本就注重階級秩序的滿族接受漢人禮法後，更加高度禮教化，以至於滿族宗室與八旗貴族的嚴格禮法更甚於同代的漢族高門。余先生認為，這才是小說所謂「詩禮簪纓」之家的確切指涉，而不是一般認知下的書香卿相門第。本文對旗人世家的掌握，在歐麗娟近期的研究中有深入的發揮。然而，余先生雖然發現小說文本細節處處透露八旗世家的禮法，且脂批一再以之為作者炫耀門第之筆，但他卻認為，作者是寫禮法而反禮法，正是嚴峻禮法的叛徒。這一看法，其實與他對曹雪芹之政治態度的認知互為參照。

不過，同樣留意作者旗人背景的歐麗娟，思考並不相同，大體是朝著由各種文本細節論述《紅樓夢》是一部旗人貴族世家之書的方向發展，自成一說。另一方面，廖咸浩的《紅樓夢》研究雖然拒絕「新索隱派」的標籤，但他的研究確實是「索」其「隱」，力求以不拘泥於原來索隱派「對號入座」的方式，通過文本的層層「隱語」，論述《紅樓夢》的歷史寓言性。廖咸浩的研究基本上懸置作者為誰的問題，但即使以曹雪芹為作者，他也有余先生對作者之漢族認同感與哀明情感的看法為支撐，嘗試達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提出之「全書結構性的詮釋」的要求。

詮釋《紅樓夢》的法門無窮，《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有紅學革命之勢，也等待新的革命，這正是本書典範意義之所在。 （相關報導： 金聖華專文：白公子與紅樓夢 ｜ 更多文章 ）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作者為中研院特聘研究員，本文選自《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