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民族主義的追求，確實是許多台灣反對運動人士前往大陸參加中國共產黨，甚至於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半島參戰的原因。不過如果再把時間往前推到韓戰爆發的五年前，台灣人早就以日本殖民地子民的身份投身「大東亞戰爭」，開往東南亞與英美盟軍大打出手。對他們而言，「抗美援朝」就是「大東亞戰爭」的延續，一場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種族翻身之戰。
鑒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日本與蘇聯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所以哪怕是台灣本島上的左翼抗日人士，都在莫斯科要求下配合起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就連早年領導農民組合運動對抗台灣總督府的簡吉，都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出任高雄皇民奉公會的書記，顯見反美在當時確實是台灣左右兩派民族主義者的最大公約數。
參加「抗美援朝」的台灣人
所以在50年代選擇隨志願軍參加韓戰的台灣人，除了在國共內戰中被俘虜後送上前線當砲灰的前國軍外，絕大多數都是志願的。他們當中不只有台灣光復前就定居大陸的老一代左翼抗日人士，還有不少是在二戰末期就旅居日本並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籍精英。他們在中共建政後風塵僕僕從日本前往大陸投身建設「新中國」的懷抱，誓言將「打倒美帝」的戰爭進行到底。
還有一些是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爆發後，遭到中華民國政府通緝的政治犯，這些人有的主張台灣應「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有的則主張台灣應完全獨立成為一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國家。然而在那個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年代，中共無疑是台灣反體制人士眼中將蔣氏父子趕出台灣的唯一希望，統獨兩派皆然。
因此有大量台灣人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實我們並不用感到意外，一來他們將此視為重建「大東亞共榮圈」的希望，相信台灣人的出頭天取決於所有黃種人團結起來對抗歐美。二來則是他們希望能藉由中共在朝鮮半島取得的勝利終結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因為當年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永久統治台灣與澎湖，所以中共的失敗就等同於本土派的失敗。
志願到朝鮮參戰的台灣人，大多在日據時代接受過日本高等教育，中共較不會把他們送上前線當砲灰。比如來自台南的黃幸，任務就是留在後方以日語對以前朝鮮籍日本兵為主體的大韓民國國軍實施心戰廣播，來自花蓮的陳坤山則擔任駕駛兵，還曾經給彭德懷開過車。還有更多的台灣人，如電影《雲水謠》裡的男主角般為志願軍傷兵提供醫療服務。
參加「抗美援朝」的台灣人，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參加過「大東亞戰爭」的台籍日本兵。畢業於福岡縣立工業學校的南投人陳賜祿，戰時就前往被改名為「昭南」的新加坡擔任日軍的卡車駕駛，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於東北主動投效中國人民解放軍，接著又再度以駕駛兵的身份投身「抗美援朝」。「大東亞戰爭」與「抗美援朝」的延續性，在陳賜祿身上被展現得一覽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