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們不時聽到日本首相或議員參拜靖國神社，然後中韓官方照慣例譴責。然而，靖國神社原是追悼戰爭陣亡英靈的地方，東條英機等人，是發起戰爭的罪犯，受國際譴責，照理日本人不應該把他們配祀才是，為何甘冒挑起鄰國仇恨行事？教科書與傳媒都沒有詳述原因。又，東京審判與往後釋放戰犯，其實夾雜著複雜的國際關係，各國法官之間的角力，普通法與大陸法的歧義，不是懲罰罪人四字可概括言之。今讀日本學者寫的這段歷史，完全說明了傳媒與教科書講得不清不楚部分。
靖國神社配祀東條等人，其實是日本國內人士，對東京審判不滿的延伸，他們認為這是「勝者之審判」，而非「文明之審判」。如不配祀東條等人，是認同野蠻不公義的前者。作者以此為引子，把審判前後的國際關係，娓娓道來。
東京審判，是政治產物，與我們理解的法治，有一段距離。同盟國本身是想審判罪犯，定他們的罪，以此令日本人民知道錯誤。審判背景可追溯到一戰後，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不公，令鼓吹仇恨的納粹主義興起，美國認為即使要懲罰，也要作出公平判決，令戰敗國心服口服，讓世界長治久安。
然而，審判起來，不是如此簡單，單就是否開庭，各國便有分歧，邱吉爾雖已下臺，但執政時，主張把敵國領袖立刻處決，與美國大相逕庭。
香港電臺的《戰火無情》系列，提到麥克亞瑟將軍進駐日本後，見到人民因天皇一聲令下，由外島戰至一兵一卒不降，到井然有序，任盟軍管理，深信留下天皇，對維持日本穩定，非常有效，故由見天皇後，已決定保留君主制度，並不對他追究。然而，細閱各種檔案，天皇或多或少都有參與決策，即使不計參與文件，用上沒有阻止罪行的「不作為」有罪概念，綜合本段日本人民對他令麥克亞瑟為之讚嘆的服從，他絕對可以阻止戰爭暴行於隨時，但麥帥因政治不起訴他，法院公正度，必然打折扣。澳洲便提出應該起訴天皇，但遭麥帥否決。
令人震驚的是，最初期草擬的起訴書，原告竟然有「大日本帝國」在其中，可見麥帥為了保住天皇，到達不擇手段地步。當然，往後對此作出修改。
由於是國際法庭，由同盟國各國派出法官。問題來了，未讀過法律的人，覺得法院就是法院，由法官審案就是了，但參照陳文敏教授在《香港法概論》第一章所言，粗略地分，有普通法（又稱海洋法）及大陸法兩大系統。審判由美國牽頭，自然用普通法體系進行，但其他各國，如法國和中華民國，是用大陸法體系。兩者的分野是，普通法講求判例，法官中立，由控辯雙方作出辯論，以找出真相；大陸法根據寫得詳盡法典，法官非中立，會介入查案。既要因為政治，加入各國法官，又要在審訊中維持公正，又滲入各國不同立場，開庭前，已經出現極大困難。
紐倫堡的經驗告訴同盟國，蘇聯和法國法官，竟然不知道「反詰」是什麼。
為了保持公正形象，法院批准被告請律師，但前面已提到普通法與大陸法分野，而日本一直是行德國式大陸法的！但美國方面也派出律師團隊協助被告辯護，然他們不時被檢察官質疑叛國，抗辯理由是，國家派遣他們替被告辯護。
對於何謂「戰犯」，作者提出一個例子，就是《讀賣新聞》一段報導，指某球員令球隊差點輸掉比賽，險些成為「戰犯」供我們思考。事實上，即使在華人世界，香港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沒有乘機做主席，往後惡法與DQ通過，臉書出現最多的 hash tag，就是 #戰犯梁耀忠。
同盟國究竟告什麼？
刑事罪行是沒有追溯力的，意即不能因立法以前的行為定罪，一例言之，如果今年7月1日，香港立法會立法男人不可自稱女人，則法院只能就7月1日或之後，作出此行為的人定罪，在此之前，由於法未立，法院不能判任何作出此行為的人有罪。
同盟國告的，甲級戰犯是「反和平罪」，乙丙級是虐待戰俘等，罪行是由九一八事變開始一連串戰爭罪行。問題是，訂立反和平罪，是在戰爭爆發以後，以普通法刑事罪行來說，照道理很難定罪。然而法官仍然判他們罪成。
在審判過程，律師團隊分成兩派，一派是以國家行為作辯護理由，另一派是以個人行為作辯護，因為檢察官團隊以他們是一個「共謀」方式起訴。
然而，之前提到天皇被麥克亞瑟刻意袒護，被告們又為求脫罪卸責。為了不牽連天皇，同盟國便向東條英機做工作，要求他承認罪責，而東條亦表現合作，雖然他有玩弄檢察與裁判官。
震驚世人的帕爾判決
最終，國際法庭以六比五通過各被告有罪。然而，最具爭議的，是印度法官帕爾判各被告無罪，相信任何華人都會傻眼，但細閱理據，以普通法刑事標準來說，又合情合理。
首先，前文已述，刑事罪行是沒有追溯力的，引起戰爭的「反和平罪」，是在戰事爆發前訂立，帕爾明顯是基於一個法學者，法官，甚至只是一個法學生最起碼的原則判案。
關於虐待戰俘等事實，證據確鑿，帕爾沒有否認的可能，但問題重點是：沒有證據與各被告有直接關連。
最後的理據更簡單，就是認為這是勝者，對敗者的審訊，帕爾認為不公義，故判各被告無罪。
帕爾判決，明顯是基於對法治的堅持與執著。至於作者認為什麼亞洲主義，日本曾解放亞洲各地之類，純粹只是猜測。
帕爾的「事後法」無罪觀點，同時得到法國與荷蘭法官認同，所以說遠東軍事法庭不公義，也是不公道的，因為法官仍然有一定的獨立性。起碼，帕爾往後沒有被迫害。
教育日本民眾，是失敗的
美軍佔領初期，日本即使閣員，也在電臺批評戰爭是不義之戰，其他媒體和民間，普遍存在著譴責戰犯言論，然主權歸還日本後，與其像作者說戰爭殘滓逐漸淡化，民意轉向，不如說是原形畢露。
當日本人得到言論自由，知道盟軍不會報復後，各地不斷有人組織釋放戰犯或大赦行動，對於一些刑滿獲釋者，舉行歡迎會，甚至給予政客壓力，要求在國際層面向同盟國遊說。這些人，都是在戰時已經出生或成年，可以說，對戰爭有一定責任，行為已經出賣他們，並無悔意。雖然確實有些婚姻，因戰犯家屬身分告吹，但普遍來說，日本人並無悔意。
美國答應假釋和不進行第二次審判的原因
第一次審判，美國顯然想報復發起珍珠港偷襲的東條內閣，但當中不少文官罪名沒有成立。重光葵只判了七年，文官被判死刑者，只有廣田弘毅。美國又不可以因判決懲罰法官。如果第二次審訊判被告無罪，難免引起同盟國難堪，加上冷戰開始，不知道蘇聯介入，會出現什麼不可控制局面，故第二次國際審訊，一直沒有進行，但嫌犯仍然被羈押。
冷戰開始後的複雜國際形勢，也使得美國備受壓力，除了日本政客因民意要求，對同盟國作交涉外，蘇聯先反對，後和中共為了拉攏日本，釋放大量戰犯，美國擔心日本倒向共產世界，遂萌生假釋念頭。
正如前面提到，日本人民對假釋犯的熱情，反令其他嫌疑人的獲釋延遲，美國固然害怕二次審判做成日本仇美，但不止日本有言論自由，同盟國也有，政府亦擔心國內輿論壓力。
除了再前一段因素外，德國對戰犯亦出現同情，有些人甚至對相關美國官員作死亡恐嚇，這些，都一定影響美國想法。
其他國家，有的收到戰爭賠償後，釋放戰犯回國，邱吉爾也由原本提出就地處決，轉為作出，如果是他們戰敗，受審的會是他和羅斯福論述。可見同盟國已經走出戰爭傷痛，釋放囚犯了事氛圍，在各國領袖間，已經成型。
盟國亦找出法理根據，例如罪犯在囚期間，行為良好，每月可減刑五日，五年則360日，即差不多一年。
關戰犯的巢鴨監獄，移交日本管理後，獄方亦對犯人相對寬鬆，不時給他們渡假回家幾天，作者甚至形容戰犯像生活在學院宿舍。一些年事已高犯人，亦因為健康理由獲釋。
雖然受上述因素影響，美國仍然在審訊正當性這一點上，堅守立場，只提供假釋，而不是無罪釋放，更不會「大赦」。
囚犯獲釋後，雖然判辭有不能擔任公職等條款，但我們翻查歷史便知道，重光葵戰後任外相，岸信介更是首相。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他們的「公職追放」，是盟軍佔領期間作出，不視為「國內」犯罪。日本人鑽法律空子，真的有一手。
不少囚犯假釋後，上媒體大言不慚，說戰爭是自衞行為等等。今天，大陸抗日神劇固然可笑，但當天的日本人，真的值得寬恕嗎？Read between the lines，作者想非議審判，審判當然有問題，但當天日本人的不知悔改，難道就沒有可非議的嗎？要強調的，這是上一代的恩怨，今天日本人的高尚道德行為，還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為香港立場新聞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