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機事件時的重要支援：如筆者前述，輔導關係是需要透過平日有心的經營，才能在學生發生自傷或意外時發揮有效的幫助。藉由《學生輔導法》明訂生輔專員的身分與其輔導權責，交由各校自訂所需人數與職責，應可彌補教授導師與專業輔導人員之間的缺口，在平日關懷有需要的學生且在緊急事件中成為重要的溝通橋樑，轉化為學生自我傷害預防的保護網。所以筆者並不擔心大學教授因此就更減少對學生的關懷輔導，反而會因為知道學校有更多人的協助，他們可以更著重於從學生的課業輔導或生涯規劃來提供符合其專長的輔導內容。若有困難時也可以轉介到生輔專員（如生活議題）或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員（如心理議題），必要時可以一起討論為特定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協助計畫。
為了顯示這樣的修法如何可能，筆者在本文附件提供一份依照以上想法而對《學生輔導法》的文字修改建議。這部分的修法文字或許仍有許多不足或需要配套之處待各界專家學者與以補強調整，但期待能因此拋磚引玉，藉由此次修法弭補好這部分的缺失。
結語：創造對學生心理健康更友善的校園
如筆者在本文開頭所述，目前坊間討論少子化海嘯的影響，幾乎都是從「數量」來看，例如經濟層面的勞動減少或教育層面的私校倒閉等等狀況。但是近年來與此同步的是學生心理健康的惡化與自我傷害比例大增，造成我們對未來世代的人口「品質」也更形擔憂。前者要挽回可能已經不容易，但後者能多做一些就有機會改善一些，實在值得更用心且有制度性的改善。《學生輔導法》作為我們學生輔導的根本依據，雖未訂有罰則，但是有其重要的宣示性意義。筆者本文分析為何少子化與世代差異做造成的學生心理問題，已經不是目前僅由教授導師與專業輔導人員所能支撐起的輔導工作可以挽救的。其根本原因是因為教授們實在難以接觸到學生生活的其他面向，因此沒有機會建立好信任關係。若能善用職務上常與學生接觸的部分職員，作為提升輔導的品質與密度的另一個方式，自然也應該是《學生輔導法》修法時可以明確宣示的方向（只是同時也容許各校在此方向上按自己的特色來執行）。筆者期待未來的修法能慎重考慮這部分，讓整個校園都能成為對於學生心理健康更為友善的環境。
附註：
[1] 相關說明可見於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2022年11月24日的官方粉絲專頁發文
[2] 王道維，〈1200還是900？從專業輔導人員需求看《學生輔導法》修法〉，（發表於11/14/2022聯合報U值媒）。
[3] 王道維，〈從輔導與諮商的差異來看大專校園的心理議題〉，（發表於12/09/2022聯合報U值媒）。
[4] 以清華大學為例，近年「親子關係」已經成為大學部學生在諮商晤談時於學生自我了解與成長以外，最常來求助討論的議題，超過以往常見的「異性情感關係」與「同儕關係」等。筆者相信其他學校的結果也與此不遠。
[7] 關於台灣大學教授近年的年齡分布與變化，可見以下報導：許維寧，〈青壯年專任教授數連五年下跌 高教恐現人才斷層危機〉，（聯合報10/15/2022）
＊作者為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與諮商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