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師生關係因社會變化更為疏離：其實師生的年齡差距不是問題的本質，自古以來一直都有。但是同樣20年的年齡差距在這些教授求學的年代可能還不算大，畢竟當時社會的變化速度較慢，也沒有手機網路等大量資訊淹沒於學生生活。因此過往教授與學生之間雖然也有世代差異，但不會大到無法傳承溝通。但是對於今日的大學生而言，與教授之間隔除了課業以外，幾乎難有共同的嗜好、興趣、話題、價值觀或世界觀，彷彿生活在平行時空的兩批人。沒有平日的關係經營與深入觀察，真正有需要的時候其實無法得到學生信任來介入影響的。
4. 教授的人生經驗難以適用學生：最後，大部分教授的成長歷程都是學術志業專一且成績順暢無阻的學霸，才會拿到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發表許多論文進入教職，其他方面的社會歷練或工作經驗其實非常有限。所以大多數教授的人生經驗是相對單純的，對於絕大多數不以學術為志業的中下程度學生，甚至因為興趣不合或能力不足而需要轉換跑道者，其實並沒有足夠的人生經驗或智慧以提供有價值的輔導意見。加上現今世界局勢與產業發展變化極快，許多科系畢業已經沒有清楚對應的職業類型，或是面臨快速汰換。我們學生對未來的徬徨不安感，早已不是享受相對安定高薪的大學教授所能體會協助的。
因此，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客觀來看現在大學教師所能協助學生的輔導面向實在有限，頂多只有學習或課業方面的輔導，外加學術方面的生涯輔導，但是對於學生大多數時間中較為會需要的生活輔導或轉換不同領域的生涯輔導，所能著力之處的十分有限。筆者當然不反對學校可以透過各種鼓勵或評鑑的方式來強化這些教授的輔導能力，也絕非排除部分教授特別關心學生而有極佳輔導效果的見證。這些少數的教授仍是校園裡的明燈與榜樣，而校方仍應持續擴大這些老師的影響力與感染力。但筆者認為此事需要從結構面來看，畢竟學生輔導網絡不能只倚賴於少數教授的愛心或付出，而是需要先看清問題的整個輪廓，才能找到合適的辦法實質提升學生輔導效果與改善校園心理健康的狀況。
現行輔導人力的困難之二：專業分工反而疏漏的關係經營
從輔導的人力結構來看，雖然目前的《學生輔導法》將三級預防中的發展性輔導（初級）委由大學教師負責，而介入性輔導（二級）與處遇性輔導（三級）委由專業輔導人員（也就是心理師與社工師）負責，並且明定專業輔導人員的編制人數底線，但是這看似合理的分工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其實常容易有漏接的三不管地帶。以下舉兩個常見的狀況：
狀況一：系上學生組籃球隊到外校參加運動比賽，如果能有師長能與這些學生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共處，即便只有半天或一天的時間，也一定可以與同學培養更融洽的感情，認識他們在學業表現以外更真實的面向。但是系主任恐怕過於忙碌無法陪伴參加，而這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教授或導師的責任（因為一隊學生各有不同的導師）。類似的關係經營也可能發生於境外生（僑生、陸生或外籍生）的聚會或是其他學生間於課外所發起的活動，因為教授一定都有自己的時間表，不可能配合學生的活動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