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伊朗夫妻：阿米尼之死與女權不是伊朗問題的全貌

世人看待伊朗充滿以偏概全的眼光，而我們應該更細緻的討論它。

_{編按：2022年12月3日，伊朗檢察總長 Mohammad Jafar Montazeri 表示，俗稱道德警察的巡邏隊已經暫停執勤，並宣稱該單位與伊朗司法部門沒有任何關係。然而，他也強調司法部門會繼續監督人民的行為舉止，暗示巡邏隊並非永久廢止，而目前也沒有跡象顯示伊朗政府會修改法律的著裝規定。長達兩個多月的伊朗示威，其引爆點除了「阿米尼之死」之外，背後是伊朗人民長年承受政府壓迫與政經不穩的民怨。對此，走走特約作者江婉琦專訪了一對在台伊朗夫妻，談談他們所知道的伊朗問題。}

慕夏和莎莉是一對在台灣的伊朗夫妻。儘管他們用的是化名，這篇報導仍然可能讓慕夏與莎莉回不了伊朗，「我們願意接受這個訪談的唯一原因，是因為西方和各地的媒體都誤解了伊朗。這不公平。」

訪談時，慕夏說要給我看一個有趣的東西。他請我在手機Google搜尋英文的「Iran」，搜尋結果顯示「幾百人在伊朗死亡」的影片標題。他同樣用他自己的手機Google「Iran」，搜尋結果卻跑出「伊朗政府逮捕自己國家的足球員」。同一個網站，我們沒有得到相同的結果。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新聞媒體是有偏見的。

在西方世界掌管的Google世界裡，如果我是一個伊朗人，會看到一些讓我對伊朗政府感到憤怒的東西；如果我不是伊朗人，我會看到一些東西，讓我覺得伊朗是一個壞的國家。

慕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這件事的？他說是兩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2020年他跟太太莎莉來台灣求學，就讀他的第二個博士學位。當他們來到這裡，他發現人們開始問奇怪的問題，「你們的女人都穿黑色衣服嗎？你們的國家現在有戰爭嗎？我曾經被稱作是恐怖份子。」也有一次，當一個人知道他來自伊朗時，那個人後退了一步。

一對在南方小鎮生存的伊朗夫妻

慕夏和莎莉過去住在台中，四個月前，搬到台灣南部的一個小鎮。他們說這裡比較平靜，「很多時候，我們沒辦法喜歡台灣中式的食物，但這裡情況比較好，跟台中比起來的話。」莎莉喜歡吃這裡的麵、日本料理和麥當勞。她喜歡吃雞肉勝過豬肉，不是因為豬肉在她的國家不被允許，而是因為從沒吃過，但她喜歡培根。他們說早午餐店和7-11都還不錯，說人們沒有辦法沒有7-11而活。

慕夏曾經在伊朗讀過博士，為什麼想來台灣讀第二個博士？他說原因很多，表層的原因可能是，自己是個博學的人，什麼都喜歡研究，學過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管理學、商業、數學、統計學，還有經濟學，想學更多。另一個原因是，讀第二個博士學位是一個安全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生活。因為在伊朗，即使博士也難找到好工作。 （相關報導： 一名女子因頭巾而死後，憤怒的伊朗群眾能改變什麼？ ｜ 更多文章 ）

慕夏以前在伊朗的工作是匿名的論文寫手，他曾經在兩年內寫7個博士論文、11個碩士論文來賺錢。他調侃說自己應該已經有7個博士、11個碩士學位了，「但那些論文寫的不是我的名字，是的，我就是這樣討生活的。」他說在伊朗要找到好工作，比困難還要難。

莎莉過去在伊朗是一位職業劇場演員，他們來台灣前，她本來得到一個重要角色，但放棄了，跟先生一起來台灣。「她基本上擱置了她的職業生涯。」慕夏說。

她也寫詩，寫關於愛、社會、社會問題的詩。「一切讓我受苦的東西。把一切讓我受苦的東西寫成詩，我想這就是成為藝術家的意義吧，你將你的痛苦轉化為『美麗』。這樣別人就不會受那麼多苦了。」

我很訝異他們選擇住在這裡，在台灣人的印象裡，這個南方小鎮對講英語的外國人來說，是一個很難生活的地方。他們說不只是這裡，台灣對講英語的人本來就是難生活的地方。「我們靠一點點中文、Google翻譯，還有肢體語言在這裡生活。」慕夏和莎莉的母語不是英語，而是波斯語；來自伊朗的他們也不是穆斯林，兩人都是無神論者，相信人的性靈超越宗教。

阿米尼之死，頭巾不是問題

「人民憤怒，因為人民正在受苦。西方媒體都說這是伊朗女權的問題，但頭巾從來不是問題。是因為受苦的人民再也受不了了。」

「阿米尼之死」──今年9月16日，一位伊朗的庫德族女性阿米尼（Mahsa Amini）因上街沒戴頭巾，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拘捕回局，而在拘留期間死亡。阿米尼的死亡讓許多伊朗人非常憤怒，憤怒到上街遊行，甚至世界各地都有了為阿米尼抱不平的抗議浪潮。這也是我來採訪慕夏和莎莉的目的。

「不是這樣的。頭巾（hijab）不是問題。人民憤怒，因為人民正在受苦。西方媒體都說這是伊朗女權的問題，但頭巾從來不是問題。是因為受苦的人民再也受不了了。」這是慕夏和莎莉身為伊朗人，最想說出口的話。

事件發生當時慕夏在台灣、莎莉則在伊朗親眼目睹街上人們抗議的場面。她說當時她去上戲劇課，看到街上有好多人站出來示威遊行，但她也看到了軍隊，她看到軍隊開槍，有女孩受傷。她當時很痛苦，因為她想過去跟大家站在一起，但她沒有辦法。在街上被警察拘捕的人，護照會被拿走，這樣她就不能回台灣。

慕夏說這些事有許多被誤解的部分。我也瞭解到，世人看待伊朗充滿以偏概全的眼光，而我們應該更細緻的討論它。

他說，許多台灣和西方媒體會稱這些警察叫「道德警察（morality police)」，實際上這個詞是錯的，更精確的翻譯應該是「道德安全小組（ethics security squad）」，他們是一個任務工作組，不是一整個警察部隊。其任務是確保社會的道德安全，甚至在必要時使用武力。

但它的存在確實需要被討論。莎莉過去曾經因為衣服太短，在街上被道德安全小組拘捕過。幕夏形容，他們總是在街上開著綠色、白色相間的廂型車，車上窗戶都是看不見的。莎莉以前被抓到車上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把人丟進伸手不見五指的棺材黑洞裡，一輛車擠了八個婦女。「想想你可以最大程度形容恐懼的詞句，再把它乘上一千倍，就是被抓到車上的感覺。」

莎莉說：「但頭巾不是我們的問題。」許多西方的媒體、女性主義者責怪伊朗強制女性戴頭巾，女性沒有權利。但是從伊朗人自身的角度看去，頭巾不是問題。 （相關報導： 一名女子因頭巾而死後，憤怒的伊朗群眾能改變什麼？ ｜ 更多文章 ）

「你看過伊朗的頭巾嗎？」莎莉說伊朗的頭巾，不是那種蓋住全部頭髮的頭巾、不是不讓女性展露自己的頭巾。「你所看到的很美，她就是一塊美麗的布，包裹在你的頭髮上一點部份，你仍然看得見頭髮，也看得見面容。」

莎莉說，頭巾是一種你如何穿衣服的方式，而且它不僅僅適用於女性。對於任何人來說，頭巾就是他或她著裝的一部分。「是的，這就是我看到伊朗女性著裝的方式。是的，這與大家在看阿拉伯國家時，以為我們都壓迫女性的角度非常不同。」

莎莉說，戴頭巾這件事不是問題，但戴頭巾成為法律義務確實需要討論。慕夏則說伊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必須戴頭巾，人們批評；但奇怪的是，瑞士和法國「必須不戴頭巾」，卻沒有人談這件事。為什麼要強迫伊朗的每個女人都戴上頭巾呢？「但又為什麼法國要摘掉他們國家穆斯林的頭巾呢？這不是很糟糕嗎？」

什麼是真正的問題？

政府之間的衝突經常跟人民無關，可是是人民受苦。因為國家的關係，雙方似乎義務對彼此產生敵意。

如果頭巾不是問題，那問題是什麼？就像近期烏魯木齊大火引起的中國白紙革命，人們不是因火災而不滿，而是政府長年的不作為與腐敗。雖然伊朗的阿米尼之死引發的還不是一場革命，革命在定義上需要一個領導者，但它成了一個運動。在運動中，人們之所以站出來，不是因為西方媒體講的女權問題，女權僅只是其中一點點部份而已，更重要而沒有被訴說的是每個伊朗人民都正在受苦。西方的美國和伊朗一直是對峙的，媒體戴上有色眼鏡，故意沒有說出那些問題。

「每個人都在受苦，我們有童工的問題、貧窮的問題、失業的問題。我們有貧富差距的問題、我們無家可歸。這些是每個人都遭遇的問題，不僅僅是女性。我確實對標有女性自由的整個運動持異議，它基本上變成了女權運動，或被操作成為一個女權運動。但不只是這樣而已。」慕夏說。

慕夏說1979年革命後，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推翻了巴勒維王朝，隨之而來的四十多年，他認為政府還是無能，伊朗的經濟令人窒息。他說在伊朗，50元可以買到一個孩子，這些才是問題，把一塊布放在頭上不是問題。

2018年，美國前總統川普恢復過往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美國不能對伊朗買賣任何東西。世界與西方對伊朗貼的標籤，和制裁與仇恨帶來的人民的受苦，才是伊朗人真正面對的問題。

慕夏說，絕對沒有任何證據說伊朗正在製造核子武器，伊朗沒有，這是污名，也是慕夏的博士學科正在研究的事情。他說，也沒有證據表明伊朗是一個暴力的國家、伊朗人是暴力的人。可是西方的媒體長期對伊朗有污名。政府之間的衝突經常跟人民無關，可是是人民受苦。因為國家的關係，雙方似乎有義務對彼此產生敵意。慕夏說，在伊朗每一所大學裡，當你想進入大廳，那裡總是有一幅美國國旗畫在地板上，讓人必須踩過美國國旗才能進去。

慕夏在台灣有許多美國朋友，彼此會談論這個話題嗎？「我們兩人都盡可能抓住機會澄清一些對伊朗的誤解。」慕夏回答。

西方與世界的新聞掩蓋了伊朗的真實。「你想聽些奇怪的事嗎？」去年，莎莉的媽媽給慕夏打電話，當時莎莉還在伊朗、慕夏在台灣。晚上八點，他接起電話，那時他剛教完英文要回家。他說，嗨媽媽，最近怎麼樣？「你還好嗎？你還活著嗎？」媽媽緊張地問。那時全世界的新聞都在播報中國想對台灣怎麼樣，媽媽就以為戰爭開打了。「所以是的，外部新聞就是這樣。」

政府不等於人民

慕夏說，他不會說台灣是一個壞的國家，也並不說台灣是一個好國家。他會說這是一個國家。伊朗也一樣。任何國家都是，美國也是。

許多人說伊朗婦女受到壓迫，從小受苦到成年。莎莉說，真正的家庭生活、和街頭上公眾空間的「法律」是不一樣的。「在房子裡，我們的家庭聚會中沒有頭巾，但因為街上戴頭巾是強制性的，我們必須在街上戴頭巾。」莎莉說她同意法律強制戴頭巾是一個議題，但許多父親不是這樣的，新聞中說的壓迫，很多時候只發生在街頭。

慕夏說，他不會說台灣是一個壞的國家，也並不說台灣是一個好國家。他會說這是一個國家。伊朗也一樣。任何國家都是，美國也是。 （相關報導： 一名女子因頭巾而死後，憤怒的伊朗群眾能改變什麼？ ｜ 更多文章 ）

「現在因為這些國外媒體對伊朗敘述的黑暗故事，人們害怕去伊朗，如此美麗的國家。是的，即使現在伊朗發生了一些事情，人們也過著日常生活。人們去工作、去上大學、坐在他們的課堂上、讀他們的書、逛他們的咖啡館。日常生活還在繼續，生活不會停止，也不是媒體描述的那樣恐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