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媽媽被過勞文化趕出職場，兼顧家庭工作其實是假議題──《菁英媽媽想上班》

以男性為理想設定的工作文化不利於彈性工作，懲罰那些為了家庭尋求彈性上班的女性專業人士。

在專業工作和主管工作領域，過勞文化加速出現。這種文化和進步緩慢的理想員工（也就是男性員工）模型，相互吻合，破壞了彈性工作的可行性，製造出大家口中真正的母職障礙。

過去，法律禁止母親去工作，即使是老師這個最女性的職業也不行。現在，女性受聘進入傳統上屬於男性的領域，例如法律與商業，而且沒有人強迫她們離開，但是工作條件（尤其是一流公司）使得那些身兼母親（或想要成為母親）的女性，很難留在公司。

這種全新的母職障礙，藉著加班以及對於彈性上班的敵意，讓留下來上班的職業母親減少，同時加劇了女性職業生涯的中斷與暫停，而如今這已成了常態。

退出職場，菁英媽媽的「選擇」？

雖然這些女性詳述職場壓力的無情，還有她們用盡全力發展應對策略卻失敗的故事，但她們卻很少有被犧牲與受歧視的感覺。儘管她們親自感受到當媽媽受到的懲罰，但因為已經把職業的規範內化，所以沒有多少人會覺得自己被偏見與歧視所傷。

她們不愁吃穿、瞭解自身所在位置的特權，她們的完美主義取向，以及強烈的自我能動性（personal agency），在在使得她們採取一種選擇的敘事（narrative of choice）。70％的受訪者，在訪談當中，常常提到「選擇」，像是「主動選擇」、「專業選擇」等等字眼。女性經常強調，她們在工作時所受到的任何懲罰，都是出於她們的個人行為與偏好。她們常常把自己放棄職業生涯的決定建構為「女性主義者」，指出第三波女性主義主要是個人選擇（這與第二波女性主義集中在結構的性別平等相反）。

在這本書裡面，30幾歲的人提到自己出於選擇是40幾歲的兩倍。典型的受訪者是34歲的梅莉莎（Melissa Wyatt），她原先的工作是募款，她先從專職轉為兼職之後再辭職：「我會說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喜歡今日的女性有所選擇這點，我覺得這至關重要。」

女性承受壓力的事實（缺乏選擇），以及用選擇來修辭（女性說自己決定辭職是種選擇）之間的矛盾，就是我所說的選擇落差。在行為上，這可以看成是女性想做的（延續職業生涯），以及女性實際作為（離開職場）之間的差異或落差。選擇的說法關注的是個人偏好，忽略女性，即使是能力不凡且有特權者，在面對強大制度時所遭遇的阻礙。

出於自我選擇這個說法最極端的例子或許是，當女性暫停或結束自己投入大筆心力、心心念念的職業生涯時，這樣的行為竟被說成是她們選擇離開職場。我們的分析顯示，在享有盛譽、有權有勢以及有利可圖的職業中，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她們繼續留在這種高要求工作的選擇反而受限。

家裡的財富使得她們可以選擇離開職場，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這種「選擇」並不是出於個人偏好，而是因為她們這種工作的本質就是需要「全力以赴」，因而迫使她們必須在全力以赴與退出職場之間抉擇。 （相關報導： 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 ｜ 更多文章 ）

誰是不用生育的「理想員工」？誰是文化預設的家庭照顧者？

我們的主要發現──成就斐然的女性中斷或暫停職涯的決定，深受工作條件的影響（同時加上家務性別分工持續的不平等）──這一點在之後針對自願選擇離開職場的一大批且持續增加的研究獲得證實。研究中重複出現的主題是，以男性為理想設定的工作文化，在職場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種文化不利於彈性工作，並且進一步懲罰想要尋求彈性上班的女性專業人士。

針對女性大量入侵的前三種專業工作（法律、醫療與商業）的研究發現，婦女選擇退出職場比例最高的是商業，其次是法律，而最低的是醫療。三者的差別在於商業與法律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彈性，醫療則是隨著從私人開業模式轉移到大型集團開業（像是醫療保健組織〔HMOs〕）而變得比較彈性。

另一份針對高成就女性的研究，同樣把辭職的決定，歸因於工作與組織因素，例如不彈性、歧視和缺乏升遷機會等等。這呼應了我們研究對象為此所做的努力，辭職的女性如果可以彈性工作並降低（也就是合理的）工時，她們會傾向繼續工作。針對金融業女性的研究同樣發現，女性離職是因為男性的職場文化，再加上不彈性的工作條件，尤其是期待更長的工時與隨傳隨到。

女性請了產假回來之後，發現自己的責任減少，地位下滑，而且職位也被砍掉，這類似我們的研究發現，女性轉為兼職的時候，經常也是她們剛放完育嬰假回來上班的時候。另一項研究的結論是女性，特別是專業女性，變成媽媽之後會被「趕出」職場。

他們的研究發現，女性在變成媽媽之前，如果做的是比較彈性的工作，比較有可能留在職場。研究還發現，女性所在的組織如果比較支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女性在懷孕與當上媽媽之後比較不會蒙受污名，而這些女性在生完小孩之後離開職場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我們的主要研究發現，具體來說就是工時長或超時工作對女性退出職場影響深刻，而這方面的證據也越來越充分。

社會學者車瀅珠（Youngjoo Cha）分析全美抽樣資料，證明母親（而不是男性或沒小孩的女性）每週工作超過五十小時的話，更有可能離開男性主導的職業，她們不是改到非男性主導的行業上班，就是退出勞動力。這印證了我們的研究──長工時和母職無法相容──在工時長的女性之中，媽媽離開職場的機率，比沒有小孩的女性高出52％。

兼職的人，不論男性或女性，更有可能退出男性主導的工作，如我們的觀察，就是那些嚴守理想員工規範並因此懲罰了兼職人員的工作。如果只看離職的勞工（選擇離開），車瀅珠發現，超時工作這個因素，對於在男性主導職業工作的媽媽影響比較大，她們退出勞動力的可能性三倍於在其他領域工作的媽媽。男性超時工作，例如我們訪談對象的丈夫，比較不可能退出。

由於超時工作的影響僅出現於在男性主導職業上班的媽媽，車瀅珠的結論指出（跟我們一樣），在理解女性為何離開男性主導的工作，以及為何離開職場時，「工作場所施予的壓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後續的研究也提到，丈夫的高工時對於女性辭職的決定是有所影響的。有一項研究發現，丈夫超時工作的女性（每一週工作50小時以上），比丈夫正常上下班的女性，更有可能離開勞動力隊伍。車瀅珠的另一個研究，也有相同發現，丈夫工時長的女性，辭職的機率甚至大於有小孩的女性。這個研究再次強調了工時長與女性是主要照顧者這個歷久不衰的文化假設之間的連結。

在家庭裡遙望重返職場的希望

我們研究當中的許多女性，都在決定辭職之前減少了工時，因此也就減少了她們對整體家庭收入的貢獻。研究發現，女性的收入如果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較小，她們也就比較可能離開職場。

我們的解釋是，因為有丈夫較高的所得做為後盾，而使得太太得以留在家裡──這比較是丈夫決定繼續工作的理由，而非女性辭職的直接理由。儘管如此，女性經常拿她們的賺錢能力較低，來解釋為何她們的丈夫無法認真考慮辭職而她們卻可以，並以此合理化她們為何把丈夫的職業生涯視為優先。

當我們第一次訪問研究對象，她們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她們不僅要面對自己長期追求的職業生涯突然結束，也必須適應一個全新以及充滿未知數的家庭主婦世界，而在她們的人生計畫中，絕大多數都不曾想過走到這一步。

轉進一個「待在家裡」的世界，就和轉出一個工作世界一樣，都是非常重大且充滿挑戰的事情。女性開始擁抱家庭主婦的生活，但是只有少數人徹底放棄重返職場的希望。

展望未來時，這些女性不再有過往的自信聲調。她們和那些在會議廳參加重返職場座談的女性一樣，她們在意的是自己重返職場的希望，將隨著她們待在家裡的時間而逐漸消逝。（完） （相關報導： 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 ｜ 更多文章 ）

（本文收錄於《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經游擊文化授權刊登，標題與章節經《世界走走》編輯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