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等大學法學院，相繼宣布退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評鑑。
其中，前三所法學院表示，該排名系統與法學院旨在增加社會經濟多樣性、支持低收入學生和鼓勵追求公益服務的初衷有所違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院長崔諾爾(William M. Treanor)更發表聲明表示，喬治城大學的使命是教育出「致力於為正義奮鬥，保護我們當中最弱勢者權益的律師、法律學者及公民」。這些在排名中長期名列前茅的美國著名法學院（多半是所謂「永遠的前14名」， T14），鼓起勇氣退出對自己有利的排名系統，引起社會各界對「排名高才等於頂尖」的反思。
每年各評鑑的世界大學排名一公布，總能引起臺灣社會的高度關注，媒體特別喜歡用「某某大學今年擠進前幾名」或「某某大學比去年跌了多少名」等標題來吸引民眾的目光，卻不多加報導該評鑑的參考指標與排名變動背後的意義及原因，當然遑論去批判此變動是否合理。這股盲目追求數字排名遊戲的風潮，除了來自我國社會文化對排名的迷思與熱衷，更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帶起的，例如2006年教育部推動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亦稱5年500億計畫），便把其中一個目標明定為「10年內至少1所大學躋身世界百大」，遂將資源集中在有潛力擠進排名遊戲上位的理工醫農大學，忽略了在排名評比上處於劣勢的文法商大學，再加上與其配套的「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間接促使大學為了爭取資源進而追逐漂亮的世界大學排名。即便2018年上路的「高教深耕計畫」已有淡化「前進世界百大」的趨勢，仍然不減臺灣民眾對於每年世界大學排名的憧憬，許多大專院校甚至為了能在官方網站上大大地展現漂亮的排名數字，調整了最適合自己的教學內容和研究產出評比。不能在排名上有亮點的研究，即使對國家社會貢獻極大，也會被壓抑。
然而，每間大學都有不同的文化、風格、傳統，或是發展較突出的學科領域，單以幾個指標（例如：論文發表數與被引用數）作為左右排名榜上高低的標準，必然出現諸多偏誤。試問，歷史悠久的名牌大學，其社會地位早已深植在幾代人民的心中，難道在排名遊戲中表現不亮眼，就會影響世人對它的評價嗎？以我大學時期就讀的國立政治大學為例，即便因為是一所以人文社會學科為主的大學，所以在各世界大學排名中表現不是那麼亮眼，但每年學測指考放榜，仍舊是臺灣學子們心中嚮往的重點名校之一，也是各企業與用人單位對教育成果高度評價的大學，更是許多外國鴻儒們爭相來做研究和交換的學校。遺憾的是，不論是政治大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或其他知名的臺灣大專院校，多未拿出身先士卒的勇氣，大力倡議要跳脫排名評鑑的框架，反而選擇每年檢討為何排名無法前進或今年又跌落了幾名。亦即，它們仍然非常重視各排名評鑑對自己的評價和觀感，甚至願意為了迎合排名系統而調整相關教學和研究政策。
在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理念的倡議與推廣下，各界已開始反思傳統上將高等教育與經濟成長掛勾的觀點是否能回應社會上新的挑戰，並認為大學應該更重視社會正義、公益服務和環境永續的教育發展，並以大學為基地，向社會發散新的觀念和思維，以回應日新月異的社會需求。此潮流與趨勢揭示了大學除了重視學術研究和技術移轉之外，更應該戮力思考如何培養出具有道德感且負責任的社會公民，以及如何更有效地發揮大學對社會的整體影響力。
從美國著名的多間法學院退出排名評鑑一事來看，吾人除了應該思辨這種「用排名引導教育」的遊戲是否妥適？更應該捫心自問何為頂尖的高等教育？究竟是滿足排名在前的虛榮心？抑或培養出能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才？期待未來的一天，臺灣高等院校能聚焦於培養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才，並擺脫被排名遊戲拘禁的囹圄，拾回頂尖的信心！ （相關報導： 張光球觀點：入學不採英文，國際更菜英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律碩士，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