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蕭爾茨4日訪問中國，成為新冠疫情爆發後，首位在北京與習近平會晤的七國集團（G7）領導人。蕭爾茨成行前批准中資進入漢堡港碼頭，加上12家德企巨頭高管與其共赴北京，都讓這場「新冷戰」時代的訪中行程備受矚目。不過德國輿論對其總理這趟出訪多所批評，認為他根本無視親俄的前車之鑑。《Politico》3日刊出蕭爾茨投書，這位火線人物親自解釋這趟前往北京的諸多考量。
蕭爾茨（Olaf Scholz）表示，德國前任總理（即梅克爾）訪問中國已是3年前的事了。這3年無論是歐洲、東亞或者是中國與德國之間，都面臨了許多挑戰與風險，整個世界更因為烏克蘭戰爭與新冠病毒大流行，包括國際秩序、全球經濟、以及食品與能源的供應，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一切照舊」，因此他才決定親自去一趟北京。對於外界的批評與質疑，蕭爾茨說他是懷抱著五項考量開啟這次旅程：
第一、今天的中國與五年或十年前都不一樣。剛落幕的二十大清楚顯示，馬克思與列寧主義扮演的角色比過去更為吃重，中國也更加重視國家安全（或者說共產制度的穩定）以及對國家自主性的追求。當中國發生變化，我們也應該改變我們跟中國打交道的方式。
第二、不只中國發生變化，整個世界與過去相比也有所不同。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對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正在造成殘酷的傷害，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甚至毫不遲疑地威脅動用核武，這等於是準備跨越全人類所劃定的紅線。
包括中國在內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今年年初才明確表示反對動用核武、甚至連威脅都不行。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員，對此當然負有特殊的責任。從北京到莫斯科都該明確擁護聯合國憲章及其原則，這一點至關重要：包括確保所有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該是其他國家的「後院」。歐洲這麼看待烏克蘭，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應該如此。
當這個多極世界正在湧現新的權力中心，德國的目標是與這些國家建立與擴大夥伴關係。所以最近幾個月，德國與日本、南韓、印度、印尼等親近夥伴，還有許多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都進行了深度合作。當此刻造訪中國，德國聯邦總統則前往日本與南韓訪問，下週我還要到東南亞參加G20峰會。
蕭爾茨強調，德國在冷戰期間經歷了痛苦的分離，因此不想看到世界上出現新的集團，美國的新版國安戰略也正確地指出「防止對立集團出現新對抗」的目標。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擁有14億人口與經濟實力的國家，當然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關鍵角色。這並未證立某些人所呼籲的孤立中國，也沒有尋求中國霸權主義、更不支持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第三、即便情勢有所改變，但中國仍是德國和歐洲的重要經貿夥伴ー我們不想與其脫鈎。但中國想怎麼做？蕭爾茨提到中國的「雙循環」經濟戰略，認為這是一種加強國內市場、減少對其他國家依賴的做法；習近平也曾說要運用中國科技「加強國際供應鏈更仰賴中國」。蕭爾茨說，德國認真對待習近平的聲明，因此也會減少單方面的依賴、聰明地實現多樣化，但這麼做必須謹慎、務實。
蕭爾茨強調，德中大量貿易所涉及的產品其實不缺替代供應商，也不存在壟斷風險。但是對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某些尖端技術產生高風險依賴之處，德國企業則將其供應鏈置於更廣泛的基礎之上。至於中國在德國的投資，我們也根據相關業務是否造成（或加劇）高風險的依賴來區別對待。蕭爾茨還說，這也是這是聯邦政府用來衡量中國遠洋運輸公司（Cosco）收購漢堡港碼頭少數的股權標準。德國對中方的投資規定了明確條件，漢堡港的碼頭現在仍完全由漢堡市和德國的港口運營商所控制。
蕭爾茨強調，歐盟與德國的立場是分散投資、強化自己的韌性，而不是保護主義和退回到我們自己的市場。對於中國在德國的投資，蕭爾茨同樣根據項業務是否造成（或加劇）高風險的依賴來區別對待，包括中國遠洋運輸公司（Cosco）入資漢堡港碼頭案，也是用相同的方式進行管制。包括市場准入、管制許可、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確定性、以及平等對待國民，德國還是堅持平等互惠，
第四、習近平今年稍早曾在達沃斯表示：「世界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蕭爾茨認為這代表存在持久的矛盾是被允許的，這也意味著相互討論時無需迴避難題——包括尊重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少數民族（比方說新疆）的權利。
蕭爾茨也提到台灣問題。他說台灣周邊的緊張局勢令人擔憂，不過德國就像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一樣，都同意「一個中國」政策。然而「一中」政策也包括「任何對現狀的改變都必須通過和平手段和彼此協議來實現」。蕭爾茨強調德國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和平解決衝突、保護人權和少數民族權利、以及確保自由和公平的世界貿易。
第五、蕭爾茨強調他前往北京的身份是德國聯邦總理，同時也是一名歐洲人。如果說他並不代表歐洲所有人，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德國的對華政策唯有放在歐洲的對華政策框架之中，才有可能成功。因此在這次訪問北京之前，蕭爾茨也跟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內的歐洲夥伴、以及德國的跨大西洋夥伴保持密切聯繫。
蕭爾茨說，歐盟精確地將中國描述為合作夥伴、競爭對象和體制對手這三重角色——儘管競爭與對手的元素近年肯定有所增加，「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接受競爭、也認真對待這種體制性競爭的後果，並在我們的決策中考慮到這些後果。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探討哪些領域的合作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這個世界終究需要中國，比方說共同對抗新冠病毒」。
此外，在面對全球糧食危機、支持高負債國家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中國也能發揮關鍵作用。蕭爾茨說：「很高興看到中國為了發展可再生能源，制定具有雄心的目標，我呼籲中國跟我們一起在保護氣候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他強調德國與中國在「對氣候友善」（climate-friendly）的科技方面也處於競爭關係，這種競爭包括生產最有效率的產品、提出最聰明的想法、以及如何最成功地實施計劃。這需要中國市場對德國的氣候友善技術保持開放，如果沒有競爭，也就沒有創新，對防止氣候變遷來說，這將使所有人都成為輸家。
蕭爾茨最後強調，德國將尋求符合德國與中國共同利益的合作，但同時也不會忽視爭議，因為這是德中坦誠交流的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