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組織核心，我們或許暫時使用「核心圈」一詞稱之。而核心圈的成員，又分成核心決策圈與核心執行圈。但無論是哪一圈，其成員是流動的，且流動中，離開的機制因人而異，加入的條件、方式也不一樣。由於沒有一個具體的運行機制，因此核心圈很難稱之為一個組織。只有當任務出現，例如像大型活動（例如植物派對），構想執行某個長期計畫（例如粉專宣傳）或裝置藝術（例如主舞台），才有組織的出現。管理團隊其實是在社群團體與組織的邊界上游移著，時而像是團體，時而像是組織，是個比較鬆散的狀態。
如果群眾對象都是團體圈內人，共享一套基礎的價值及行動取徑，那鬆散未必會是問題。但當群眾對象是複數個人與團體，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角落、有極大的價值觀差異，行為取徑不同，在組織比較鬆散的情況下，就會遇到問題。像是草原上的垃圾，僅管核心圈成員主動清理，但草原垃圾永遠沒有形成一套規則。
有問題就會有反彈。A是對草原活動機制反應最大的一位。A接近五月底時，認為草原發展今時今日，必須有一個較為架構化的組織，也必須有明文寫就的一套運行規範能讓其他參與者知曉，但B對於A的看法持反對意見，他認為草原並不需要這些。Ａ與Ｂ的爭執，結束在草原上的權力鬥爭。剛剛我們提到了，草原核心決策圈與工作圈的流動，是沒有特定機制。能否進入菁英團體，全靠權能者（即決策圈）的肯認。Ｂ作為草原上最主要的權能者，基於社群中的影響力，吸引了許多的朋友加入，也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核心圈如何再生產的主要機制。而這個機制拉進了許多Ｂ的朋友進入草原，而Ｂ的朋友也支持Ｂ的意見。在兩人意見相左並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最後一場跨夜的劇烈爭執，以A的離開收場。
這個衝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證實了草原並不如它宣稱的那樣無架構，其實還是有權力運作的痕跡。權力其實不是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核心圈有決定群眾在該場域中的樣貌的權力，卻不對該場域中的群眾負責。最後就會形成一種，我們稱之為暴政的權力特徵。但事情並不是就停在這，因為無架構的暴政，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是討論的核心，拿暴政來指責草原核心圈，並沒有實質的社會意義。作為草民的一份子，我們也不打算就跳過草原上的理念，直接訴諸規則、管理、國家監督等原本就是草原試圖去反省的社會框架。我們需要更深刻的批判，去界定「何謂對群眾負責」。
我們從上面的經驗，細緻的想像一下這個權力的來源與發生，就會發現，莊奕凡與野青眾能夠決定草原這個場域樣貌的權力，來自於理念。無論是用理念生產計畫，獲得都更處同意辦理；又或是透過理念吸引進駐的計畫；再或是透過理念吸引參加的年輕人。這基礎都是透過理念來號召，並配合其他社會條件，才有成果。就是當初Ｂ提出來的「我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展現自我，自由創作，與彼此產生連結。」。有權力，就會有相等的責任義務，那來自於理念的權力，他的責任義務，我們認為是維護理念的完整性。再讓我們再次爬梳草原120自治區粉專的宣傳，其實可以發現，幾乎每一篇多多少少會使用到的概念，就是「自由」。無論是招牌的「此地無限制」或是號召駐點的自由創作，到後期的許多活動、計畫，幾乎都是主打「自由」。那問題的核心就很清楚了，理念中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如何對自由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