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而論，不僅目前的AIT舊館就已經有美國國務院的院徽存在，也同樣每天升美國國旗，但這沒有任何外交上的官式意義。而AIT內湖新館，是由美國國務院耗資美金2億以上的經費所修築，由於國務院資金週轉不靈，囿於經費，開館日期從2012年一路延宕到2018年，正式啟用還要等到今年9月以後，可見美國國務院已「捉襟見肘」。
而所謂的美國國務院院徽高懸大門上，也沒有什麼稀奇。美國國務院在全球各地都有許多民間身份的半官方組織，也懸掛此徽，原因僅為其屬於「國務院財產」而已，並無特殊意味。
至於《台旅法》對台美雙方是否提升了任何親密度？此正是「台美雙方對象徵主義符號的執著已到了巔峰」的表現。意思是，雙方官員對於這些「務虛主義」的象徵，產生不可思議的偏執。事實上，即使沒有《台旅法》，美國行政部門本來就已擁有並且慣常行使此權力。如2014年美國就曾經派遣環保署長麥卡錫（Gina McCarthy）訪台。行政部門早就擁有職權，不必國會錦上添花來「授權」。所謂《台旅法》真正達到的效果，是把這類以往在檯面下默默執行、推動台美實質關係的行動，統統攤在陽光下，讓全球知道，大幅提升引人注目的程度，如此高調的「敲鑼打鼓」做法，除了增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外，對台灣有何實質好處？
「務虛主義」該停手
事實也證明，《台旅法》高姿態通過後，訪台的官員層級不曾升高，反而聊勝於無。例如來台針對AIT內湖新館事務的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翰、主管教育與文化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伊思（Marie Royce），其意義都較此前的麥卡錫來得低，這些國務院低階事務助理官員，並未有任何對台美安全合作提升實際助益的能耐。
雖然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在2017年及2018年的「香格里拉會談」中，都重申「對台軍售」重要性，看似非常「友台」，但台灣從2017年盼到2018年的軍購一直沒有任何重大進展。而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在6月1日宣佈，2019年度台灣國防預算，將花費台幣486億「採購自製武器」，投資在所謂「國×國造」項目上。他表示台幣486億的採購預算，將佔台灣總體軍購預算60％以上，言下之意，台灣對美軍購經費，降至台幣300億左右，已創下台灣歷年來對外軍購的新低點。
從2017至2018上半年，台美雙方汲汲營營於這些「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利益」的「務虛主義」動作，似乎可以終結了。華府跟台北都應該記取這幾個月來「華而不實」的教訓，將雙方的努力，重新聚焦在可創造實質成果的倡議上，這些檯面下的實質工作，雖然不會引起太多的國際關注，也無法讓島內深綠敲鑼打鼓歡欣鼓舞，但可避免刺激中國大陸，增進台灣長遠的繁榮與安全，才真正符合台灣利益。
當然，「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欲從根本上增進台灣的繁榮與安全，還是要想辦法處理好與對岸的關係。在兩岸關係緊張情勢不斷升級且中美博弈趨向激烈深化的態勢下，對台灣而言，積極擁抱數千公里之外的美國，卻在對岸樹立起一個近在咫尺的正快速崛起的勁敵，未必是明智的做法。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3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