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新聞》節目主持人周玉蔻一向以新聞人（journalist）自居，而非記者（reporter）。從當年的「小蔻子」到目前的「蔻蔻姐」，她也的確以深度調查與犀利話語在新聞界闖出一片天地，頗有個人特色，由初生之犢，搖身一變而為大姐頭，脚跨政治與媒體兩個領域，呼風喚雨，指點江山。
不論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或網路，周玉蔻在報導與評論上就算三言兩語，往往咄咄逼人，特別是針對政客或其他公衆人物的舉止。不分政治光譜，大概沒有幾個政客能擋得住她的進擊，筆鋒或口舌過處，他/她們遍體鱗傷，能全身而退，便是萬幸。如此政客不至於萬劫不復，就像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一樣，儘管台灣已經有600多萬人感染，大部分人若非毫無症狀，便是輕症，沒有生命威脅（一萬多人死亡是官方防疫缺失的印記）。
雖然新聞記者的名聲，尤其是資深媒體人的所謂名嘴（他/她們自己心裡有數），在台灣已惡名昭彰（社會亂源之一），周玉蔻也許相去不遠，但不具有新冠肺炎的殺傷力，也很難説十惡不赦。不過，在美國歷史學家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看來，周玉蔻與新冠肺炎有個共同點，兩者都是一種寄生蟲（parasite），大小而已。
根據McNeill在1976年出版的Plagues and Peoples中的論點（頁5-7），寄生蟲有兩種：微寄生蟲（microparasites）和巨寄生蟲（macroparasites）。肺炎病毒是微寄生蟲，以吞噬人體內的細胞為生，嚴重的，造成死亡；獅子或老虎（還有早期的食人族或帝國主義的殖民强權）則是巨寄生蟲，以獵殺/吞吃其它動物（包括人類，）或掠奪他人所有（如自然資源），維持自己的生存，出手後可以立即致命，或凌遲一生。
周玉蔻當然不會殺人，再伶牙俐齒，也不會咬人一口。作為新聞記者，她的報導手法和內容卻多少留下吃人的嫌疑，就抽象來説，等於變相的寄生於他人的不幸，或自作孽的難看事實。一個最新與最引起争論的例子是，她對台北市長候選人、立法委員蔣萬安父親蔣孝嚴22年前的緋聞，窮追猛打，下手毫不留情，難免讓人覺得「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悲哀，吃人够够（至少蔣萬安嚥不下氣）。
我們不必重複周玉蔻對蔣孝嚴「世紀大騙子」的指控內容，她在自己的電視節目中唱作俱佳，還弄得有點像韓國連續劇追查主角身世的懸疑，別人很難再添油添醋，也犯不著敲邊鼓，共襄盛舉。周玉蔻必須為自己的言論承擔終極責任，她先是自由人，再是新聞人。自由人盡可做自由事，包括糟蹋新聞自由或自己的尊嚴。
在美國新聞專業裏，journalist被公認是看門狗（watchdog，台灣也承襲概念），替人民看守門户，監督政府施政與財税運用，reporter不過是採訪和報導事實的媒體工作人員，屬於journalist的一個分類。在個人傳播科技與網路平台盛行的當代台灣，一個簡單的分野是，人人可以是記者，從而胡説八道，但並非人人都堪稱是新聞人，肩負某種對抗强權與撥亂反正的社會使命。
周玉蔻自詡是新聞人，動輒以「第四權」一分子的地位，堅持新聞自由，不容他人挑戰，有時甚至一意孤行，公親變成事主，自己成為新聞話題和評論的焦點，飛象過河，猶不知越位的荒唐。事隔多年，在相當程度上，「剿蔣」，是新瓶裝舊酒，看起來不在追究真相（其實也無關痛癢），而在吸引更多的眼球（節目收視率），連帶的阻擋蔣萬安的當選（他只是附帶損害）。
雖然難説跟2022年11月26日的台北市長選舉無關（蔣萬安畢竟是候選人），周玉蔻翻炒的歷史公案根本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一，這是蔣孝嚴陳年的個人麻煩，他已付出實質（退出政壇）與象徵（醜聞千古留名）代價；二，蔣孝嚴到底該姓章、姓蔣或姓郭，並非社會問題（借用柯文哲的狂言，「管他去死」）。三，父親劈腿，蔣萬安該當何罪（難道天下沒有不是的子女）？四，緋聞女主角不管姓王或姓張，又如何？
不幸的是，周玉蔻一再聲稱還原歷失真相，一如失控的看門狗，緊咬著話題不放。既然是看門狗，一個立即的難題是，誰來監督周玉蔻？在美國，Who watches the watchdog?（或類似的Who watches the watchers?），一直是争論不休的話題，因為受到美國憲法的明確保護（國會不得立法限制新聞自由），從來沒有定論，恐怕也不會一槌定音。
放在台灣的情境下，誰來看管周玉蔻，可以從幾個層面來探討：個人、群體和機構。那些認為周玉蔻是綠營側翼，要求民進黨政府出面看管她的個人與團體，除了飲鴆止渴外，簡直不知好歹。政府從來不是解決新聞自由被濫用的工具，而是新聞自由不彰的結構障礙（國家機器無所不在）。周玉蔻再如何無理取鬧，也輪不到政府出面打壓。如果强悍的看門狗都被政府封殺，其他唯唯諾諾的哈巴狗遲早要遭殃（這些狗還不少，滿街亂跑）。
在個人層面，可以有效看管周玉蔻的，當然是她自己，也就是自律或自我節制。我們有十足理由要求她善用手上的各種媒體，特別是《辣新聞》。節目固然是她主持的，周玉蔻應該很清楚，不管有線或無線，電視頻道終究是社會公器（大抵是公共財，因為佔用了公共空間），它的使用不以個人意志為依歸，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務的争辯。
蔣孝嚴身世和緋聞女主角的定奪或許會引人入勝，但頂多是掀開個人瘡疤（蔣經國、章亞若和蔣孝嚴的私人操守），談不上攸關人民日常生活的大事。2022年的九合一大選有太多的公共議題可以追根究柢（例如，新竹與桃園球場弊端），周玉蔻大可興師問罪，不必降格以求，在個人醜聞上，非置對方於死地不罷休。周玉蔻不妨仔細思考，他、她或他在私領域弄縐一池春水，又甘卿底事，更何况一般人民？
人都有盲點，更有自我，如果周玉蔻無法自律，或者難以自我要求，他律，便無可避免。可是，他律由誰來操作？到9月23日止，在不同場域，一些有頭有臉的人（黄光芹、黄國昌、王鴻薇、郭正亮、吳子嘉、陳鳳馨、連勝文和李明依）或多或少，都對周玉蔻提出不同程度的批判，黄國昌的「下流」話語和連勝文的「大嬸」稱呼，大概是最刺耳的價值判斷。
看門狗居然被其它看門狗給咬了，豈止孰可忍孰不可忍，周玉蔻顯然怒不可遏， 9月24日在臉書上奚落/羞辱他/她們（黄光芹倒是例外）。在硬碰硬的局面下，他律難免帶來風險，事後周玉蔻的反擊力道更大，他/她們可能各個灰頭土臉。最難堪的應是郭正亮（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周玉蔻直指中共握有他深圳「召妓的錄影帶」，一付「要你斯文掃地」的狠勁。
在新聞倫理上，自律既然難求（有多少看門狗做得到？），群體的他律又經不起周玉蔻的話語襲擊，剩下的便是機構的紀律規範了。遺憾的是，台灣的新聞評議會徒具虛名，早已產生不了任何實際效用。即使在美國，新聞評議會也蕩然無存，最老的Minnesota News Council於2011年關閉，最後一個Washington News Council則在2014年停止運作 。
獨立的評議機構不可得，退而求其次，恐怕也枉然。即使《辣新聞》冠有新聞兩字，本質是政論平台，意見多於事實（名嘴充其量重複別人説過的事實，再加點評語）。由於社會化作用或物以類聚的結果，我們很難期望周玉蔻邀請的名嘴們在節目上跟她唱反調，不搖旗吶喊，便算是進退有節了（否則下次就不找你/妳）。
在某種意義上，一方面，他/她們直接寄生於周玉蔻的《辣新聞》（每天的通告費不免是定期的額外收入），何樂不為。另一方面，他/她們間接助長周玉蔻寄生於一個有恃無恐的環境（開頭的獨白誰與争鋒），如入無人之地。説穿了，他/她們全是McNeill筆下的巨寄生蟲，只差沒有吃人嗜血。
第四權是一種人民特許的權力，絕非逆我者殺無赦的執照。不論是想像或真實，仗恃著巨大身型，一旦新聞人唯我獨尊，目中無人，看門狗的角色就變了調，不再值得尊重和捍衛，公民社會群起而攻，不光是責任，也是義務。
＊作者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名譽教授。
